地方国企混改的“渔”与“鱼”

　　近期，地方国企混改动作频频，牵动着各方目光。

　　5月29号，江淮汽车公告，大众汽车集团以增资方式，获得江淮汽车控股股东江汽集团50%股权。

　　而继双星集团打响青岛国企混改第一枪之后，5月28号，海信集团批露的信息，如果增资扩股成功，海信电子控股可能由青岛市国资委实控转为无实际控制人。

　　此外，内蒙，天津，辽宁，安徽等地国企混改也步入关键落地期，大量混改项目陆续批量推出。

　　在这些省份之中，天津的步伐和速度有目共睹。2019年年末，天津市5家平台公司，18家一级市管企业，37个二级及以下企业混改项目集体亮相北京推介会。进入2020年后，天津市混改进入加速期。这其中以最近天津中环集团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100%股权的项目最引入瞩目。由于中环集团旗下有中环股份，天津普林两家上市公司参与本次混改，且天津市政府希望受让方通过此次混改考虑产业协同落地，发挥中环集团在大尺寸硅片产业方面的优势，做大半导体产业链集群。这就使得本次混改与那种单一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混改相比，更具代表意义。

　　随着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的启动，各地改革全面铺开。统计数据显示，404家入围“双百行动”的国有企业中，地方国企180家，每省入选5～6家。在笔者看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地方国企混改，除了借鉴央企混改的经验外，更多的是要结合地方资源禀赋，明确目标。是引入民企机制，提升个别企业的活力，致力于盘活存量，把“小鱼”变成“大鱼”？还是为了加强资产整合重组，完成城市的产业升级布局和调整，引入各种“渔夫”，带来各种不同类型的“鱼”，最终学会养“鱼”？

　　不同的目标，直接关系到引入何种类型的战略投资者才能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如果仅是为了盘活企业存量资产，让“小鱼”变“大鱼”，引入有实力的企业集团或者实业公司即可能实现。目前此类案例不鲜见，操作也相对简便。熟知的案例如新华都混改云南白药，通过改组董事会，设置新的激励机制；天津信托引入战略投资者，充实资本实力；再如联通混改，形成战略投资者联盟，扩大业务合作版图。

　　而借助地方混改完成所在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群再造，不局限于增加税收及就业，或将成为未来混改的一种趋势。天津中环集团的案例就大概率属于这一类。实际上是要实现两个目标：一个是以混改带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另一个是借助受让方带来的产业链资源完成城市产业升级。

　　这两个目标若要相辅相成，同步实现，则既要“养鱼”，也要“授渔”。

　　这种混改，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和政绩，对城市发展的长治久安，长期的繁荣稳定，当是最有效率的混改。但此类混改，因为波及面大，持续周期长，无论是对地方政府还是投资方来说，经验和实力都需要反复考量。显然，引入单一实业企业恐怕难以完成这样的“鱼”与“渔”兼得的综合目标。

　　单一实业企业往往“术业有专攻”，在产业链的某个节点上具备竞争优势。但对于某些领域，特别是像半导体和硅片这样的硬科技产业，能够在一个产品或细分领域中脱颖而出已经凤毛麟角，如果分散精力“胡子眉毛一把抓”，往往得不偿失，更是有可能多头受困。

　　此外，实业公司整合实业，无论是在同产业的合并做大方面，还是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反面，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冲突都可能会成为整合的难点。如果整合者是一家公众公司，其短期业绩压力和严格信息披露要求的压力双重叠加，则将对产业链整合带来更多掣肘。

　　因此，如何以混改促进产业升级，完成产业集群，吸引灵活度更高，产业资源更丰富，融资能力更强的产业链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应成为地方政府的重点考虑因素。

　　产业链资本多以大型产业PE或地方大型产业投资平台为主。由于是资本投资平台，往往在产业链上拥有更加完善的投资布局。如果能够借力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协同，完全有能力迅速实现产业集群的建立和植入。而且其退出机制多元，既可通过资本市场退出，也可借力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将投资的整个产业链转移到某个区域，在协助地方政府完成产业集群的同时，完成项目的退出。

　　此类资本具备两点天然优势。首先是资金来源多元化。无论是地方政府引导资金，还是企业年金，养老金、家族基金等等，都以长期资金为主，这有利于混改战略规划的实现。反观实业资本，主要靠债，股本融资和银行贷款，无论是融资渠道还是规模都有一定限制，在协助地方政府完善产业布局的过程中，局限多，可腾挪的空间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