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企混改的“渔”与“鱼”

  近期,地方国企混改动作频频,牵动着各方目光。

  5月29号,江淮汽车公告,大众汽车集团以增资方式,获得江淮汽车控股股东江汽集团50%股权。

  而继双星集团打响青岛国企混改第一枪之后,5月28号,海信集团批露的信息,如果增资扩股成功,海信电子控股可能由青岛市国资委实控转为无实际控制人。

  此外,内蒙,天津,辽宁,安徽等地国企混改也步入关键落地期,大量混改项目陆续批量推出。

  在这些省份之中,天津的步伐和速度有目共睹。2019年年末,天津市5家平台公司,18家一级市管企业,37个二级及以下企业混改项目集体亮相北京推介会。进入2020年后,天津市混改进入加速期。这其中以最近天津中环集团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100%股权的项目最引入瞩目。由于中环集团旗下有中环股份,天津普林两家上市公司参与本次混改,且天津市政府希望受让方通过此次混改考虑产业协同落地,发挥中环集团在大尺寸硅片产业方面的优势,做大半导体产业链集群。这就使得本次混改与那种单一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混改相比,更具代表意义。

  随着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的启动,各地改革全面铺开。统计数据显示,404家入围“双百行动”的国有企业中,地方国企180家,每省入选5~6家。在笔者看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地方国企混改,除了借鉴央企混改的经验外,更多的是要结合地方资源禀赋,明确目标。是引入民企机制,提升个别企业的活力,致力于盘活存量,把“小鱼”变成“大鱼”?还是为了加强资产整合重组,完成城市的产业升级布局和调整,引入各种“渔夫”,带来各种不同类型的“鱼”,最终学会养“鱼”?

  不同的目标,直接关系到引入何种类型的战略投资者才能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如果仅是为了盘活企业存量资产,让“小鱼”变“大鱼”,引入有实力的企业集团或者实业公司即可能实现。目前此类案例不鲜见,操作也相对简便。熟知的案例如新华都混改云南白药,通过改组董事会,设置新的激励机制;天津信托引入战略投资者,充实资本实力;再如联通混改,形成战略投资者联盟,扩大业务合作版图。

  而借助地方混改完成所在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群再造,不局限于增加税收及就业,或将成为未来混改的一种趋势。天津中环集团的案例就大概率属于这一类。实际上是要实现两个目标:一个是以混改带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另一个是借助受让方带来的产业链资源完成城市产业升级。

  这两个目标若要相辅相成,同步实现,则既要“养鱼”,也要“授渔”。

  这种混改,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和政绩,对城市发展的长治久安,长期的繁荣稳定,当是最有效率的混改。但此类混改,因为波及面大,持续周期长,无论是对地方政府还是投资方来说,经验和实力都需要反复考量。显然,引入单一实业企业恐怕难以完成这样的“鱼”与“渔”兼得的综合目标。

  单一实业企业往往“术业有专攻”,在产业链的某个节点上具备竞争优势。但对于某些领域,特别是像半导体和硅片这样的硬科技产业,能够在一个产品或细分领域中脱颖而出已经凤毛麟角,如果分散精力“胡子眉毛一把抓”,往往得不偿失,更是有可能多头受困。

  此外,实业公司整合实业,无论是在同产业的合并做大方面,还是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反面,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冲突都可能会成为整合的难点。如果整合者是一家公众公司,其短期业绩压力和严格信息披露要求的压力双重叠加,则将对产业链整合带来更多掣肘。

  因此,如何以混改促进产业升级,完成产业集群,吸引灵活度更高,产业资源更丰富,融资能力更强的产业链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应成为地方政府的重点考虑因素。

  产业链资本多以大型产业PE或地方大型产业投资平台为主。由于是资本投资平台,往往在产业链上拥有更加完善的投资布局。如果能够借力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协同,完全有能力迅速实现产业集群的建立和植入。而且其退出机制多元,既可通过资本市场退出,也可借力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将投资的整个产业链转移到某个区域,在协助地方政府完成产业集群的同时,完成项目的退出。

  此类资本具备两点天然优势。首先是资金来源多元化。无论是地方政府引导资金,还是企业年金,养老金、家族基金等等,都以长期资金为主,这有利于混改战略规划的实现。反观实业资本,主要靠债,股本融资和银行贷款,无论是融资渠道还是规模都有一定限制,在协助地方政府完善产业布局的过程中,局限多,可腾挪的空间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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