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算法可以向善，但有些平台尚未做到(4)

经济观察报：你对国外算法治理研究比较多，之前的论文里提到国外算法治理法案比较完善，并且事后问责已经形成了全面的逻辑。你觉得这种监管方式有用吗？

邱泽奇：我觉得是有用的。对于最前沿的事情，人们都不是很清楚可能的创新空间，也不清楚创新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其边界。这个时候，我们要提早预防负面后果，但不应该提早约束，因为我们不知道要约束什么，如果只是原则性地说不能做，就会约束整个行业的发展。

美国的监管模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不熟悉的事你先干，只要出了状况我一定找你算账，即问责制。欧盟的模式是罚款，你在我这里运营，就要给我交一笔过路费。我们的监管有时会直接说你不能干。如果不能做事，哪里能获得收益呢？我以为，中国一定要监管，并且要体现几千年中华文化里的监管智慧，不过，还是要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进行监管，我们也可以尝试事后监管，采用问责制。

在算法监管上我始终主张问责制，也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问责制会是大趋势？

邱泽奇：就比如内容平台上的一些内容体现的是人类的创新性和创造力，我们不能假定内容平台什么都知道，并且有意在犯错。在你假定它有意犯错时，你需要拿出证据。在我们没法假定时，最好的监管就是让子弹先飞一会儿，让人们释放自己的创新和创造能力。

一旦造成了不好的后果，监管就可以立即到位，不管是内容责任主体还是平台，对它问责，罚它。不过，最好不要一竿子打死它，因为它也在探索中。允许探索中犯错是促进创新、促进发展最优的政策选择。

经济观察报：国外现在有全面的算法治理法案，我们现在是不是还缺一部法案？

邱泽奇：也不能说国外有全面的法案，不过，我们现在的“九龙治水”倒是事实。比如说数据流通，监管的部门太多，事情就会变复杂。

经济观察报：如果“九龙治水”最后能统一成治理法案，情况会变好吗？

邱泽奇：现在，算法的类型大致清晰了。对不同类型算法的治理，我主张采用判例法，谁遭人告状了，我就治谁。在我们不了解的领域采用判例法是更符合实际的做法，也是动用社会力量参与政策治理、参与国家法治的有效路径，还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要维度，可以让治理产生更优的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