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算法可以向善，但有些平台尚未做到(2)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关键在数据和算法的匹配以及算法的调试，说到底，都是人在忙乎。总体而言，由于使用数字技术的人群不是同质性的、而是异质性的，且每一类人群对数据的贡献，在量和质上都有差异，因此，算法使用的数据始终是有偏差的。当算法应用数据时，便会复刻现实社会的结构，甚至放大现实社会的问题。

这时，形式上有两条路径可以解决问题。第一是对来自现实生活的真实数据进行加权，第二是调试算法来纠偏。两者实质上是一条路径，因为，对数据加权也是由算法来实现的。

经济观察报：算法可以做到厘清偏见吗？

邱泽奇：算法是人写出来的，无论如何都是可以调整的。在方法意义上，算法是工具。工具是否合用，是可以做交叉检验的，在技术上也很容易实现，完全没有问题。

平台不宜涸泽而渔

经济观察报：你是社会学专家，为什么会一直关注算法问题？

邱泽奇：要说我为什么关注算法，可以从2000年算起。那时，我研究ERP在企业中的应用，用今天的视角来观察，ERP可以遭理解为算法推动的自动化。ERP运用的数据，质量非常高，每个字段都很清晰。

我们的研究发现，运用信息技术会产生比较重要的社会后果。ERP会产生的社会后果就包括让人失去工作，失去权力。我们在青岛啤酒做研究时遇到了一个例子，啤酒厂的库管员在没有ERP时是很有权力的，仓库里有什么，他说了算。可是有了ERP，信息是透明的，他说了就不算了。

与当下的算法比较，ERP的社会影响不算大，它还只是影响企业。2012年我做淘宝店家研究时发现，平台会让网店连接泛在（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实现设备、系统、人和环境的广泛连接，形成一个无缝、即插即用的网络环境），也因此会带来某种特定的后果，比如让一个人的影响力变得非常巨大。这时，平台的作用和机制就变得特别重要了，平台想为买卖双方谋福利，还是想自己从中抽更多的成，至关重要。在电商圈，平台对商家抽成常常会遭商家理解为平台税。如果平台税过高，商家的收益就会受损，在算法里，完全可以遭理解为平台没有把控好自己。

同期，因为游戏问题我也关注了到某些平台，不少家长都说，游戏真是害死人。我记得某平台当时做了一点创新，成立了未成年人成长守护平台。能让技术来帮忙监督孩子们玩游戏，自然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做法。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发，让我见识了平台是可以做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大众的事的。

之后，我和张小龙有过一个很长时间的访谈，其中，谈到微信对广告植入的考量，他让我认识到，如果掌握技术的人能够把社会的良心和社会共识的诉求植入产品中，便是数字技术的向善，也是算法为人。至少，他可以做得相对克制一点，让大家感受更好一点。

那几年，我也在与网约车平台接触。当时正好遇到网约车乘客死亡事件，我提了一个建议：设置一键报警。后来我发现，网约车平台的改进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比如有录音，有一键报警，也有紧急联系人，做得越来越完善。

这些事情都让我相信，数字技术不仅可以赚钱，也可以为人类社会服务。其中，算法是数字技术的核心力量，也是数字时代的技术强权。技术掌控者掌握技术，是为一个人，还是为大多数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是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值得政府关注，更值得社会关注。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了很多已经改善的互联网公司，这些公司都偏向基础设施类。但近期大家反对声音比较大的是内容平台和社区平台。人们认为这些平台在积聚戾气，甚至形成网暴，为什么这些公司的算法会走上这条路？

邱泽奇：依我看，内容平台的价值观更加重要。马云曾有一句话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微信则让世界变成一个小地球，让你站在地球的中央。这些都是价值观。一个公司有了价值观，尤其是有了符合社会共识的价值观，也就有了价值追求，继而就会有追求目标的行动。

与零售平台、社交平台、生活平台不同，内容平台直接关涉人们的认知和认知改变，更需要有符合社会共识的价值观。仅就这一点而言，它们可以做很多事。

经济观察报：可以做什么事？

邱泽奇：比如有效处理虚假信息。就钟睒睒事件而言，我以为内容平台是可以有作为空间的，比如对事实类内容，如果未经核实，可以让算法在内容里打上平台提示，如：此内容未经核实，请观众注意辨别。我以为，对于未经核实的事实类内容，平台有提示的责任和义务。为此，平台的工作量和工作内容的确会大大增加，可是，受益的却是大多数人，平台可以留下更优质的内容，受众会增加判别的依据，内容空间会因此更加清朗，社会还会因此更加积极向上。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现在算法问题较多的是短视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