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 尽管约占GDP10%的规模经济刺激拉动了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但IMF估计，潜在增长率从两位数水平下降到2015年大约6.25%的水平。
考虑到过去刺激措施造成的脆弱性不断累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将不那么可取。评估这一战略带来的风险，需要看一看总体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以及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增长影响，因为过去以投资为主导的刺激计划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更广泛的公共部门——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预算外部门。我们基于2018年10月《财政监测》的方法，利用中国公共财政年鉴中的各种资源，对上市公司不良资产进行调整，估算出1997-2017年中国政府总体财政资产负债表。计算政府全部净资产所需的固定资产估值数据有限。相反，我们估计基础设施资产回报率相对于融资成本的缺口。
在财政收入方面，最近宣布的个人所得税减税，在暂时支持消费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个税收体系的累进性。展望未来，减税应伴随中期改革扩大整体税基，提高税收体系的累进性(包括减轻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累退性)，并引入经常性财产税。
目前，国有企业杠杆率很高，在企业信贷中占很大比例。对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进一步去杠杆化，可以改善中期增长，增强政府的整体资产负债表。尽管与当前环境存在差异，1999-2003年期间的上市公司重组(包括关闭国有企业和对国有银行进行重组和资本重组)也说明了这种战略的巨大潜在收益。
这一分析表明，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刺激虽然暂时提振了增长，但会增加脆弱性，并增加未来大幅放缓的可能性，而此时整体杠杆率已经很高，信贷配置越来越低效。
在财政支出方面，调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优先次序，可以促进再平衡。与此同时，通过增加农村养老金福利和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目前占城市工人的40%)来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将有助于缓解增长放缓的影响，融易快讯，减少贫困和不平等。
那支持经济活动和再平衡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怎样的？
2019年4月10日，IMF发布最新《财政监测报告》（fiscal monitor）。在报告中，IMF分析了中国财政政策如何支持经济活动和再平衡。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和必要的金融严监管，预计2019年将进一步放缓。目前，中国政府已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减税和基础设施支出，以缓解经济放缓。然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刺激虽然暂时提振了增长，但会增加经济脆弱性，并增加未来大幅放缓的可能性。
第三，尽管非金融基础设施资产也有所增加，但政府资产（以及非金融基础设施资产）回报率与债务利率之间的差距扩大了，2013年至2015年估计缺口为1.5至2个百分点，部分原因是国有企业盈利能力较低。
IMF指出，财政政策选择应遵循三项原则。首先，在预算方面，政策应该确保透明度并避免地方融资平台过度杠杆化的风险。第二，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宏观再平衡。第三，财政措施的目标应是使其乘数效应最大化，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措施可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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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因为一般政府债务的增长超过了一般政府金融资产的增长，刺激计划导致金融净值从2009年占GDP的23%下降到2017年的11%，但该比例仍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和必要的金融严监管，预计2019年将进一步放缓。目前，中国政府已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减税和基础设施支出，以缓解经济放缓。然而，IMF表示，在当前的关键时刻，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刺激虽然暂时提振了增长，但会增加经济脆弱性，并增加未来大幅放缓的可能性。由于中国政府计划在2019年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24年，政府总债务预计将在中期升至GDP的72%以上。
这些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国有银行的股票估值，进而将政府的财政净值从1999年GDP的- 8%提高到2005年GDP的18%。除了继续努力去杠杆化，推进政府间关系、改善财政数据和社会保障体系参数化改革等其他财政结构性改革也将是必要的，以确保长期可持续性。（完）
资产负债表分析显示，2009年至2012年期间实施的以投资为主导的刺激计划，加剧了中国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有几点值得注意：
除了有针对性的、有利于再平衡的财政刺激措施外，去杠杆力度，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去杠杆化力度，还应继续确保一条可持续的增长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