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听话的孩子们，长大后成为了极权最忠实的帮凶(4)

那些政治动荡的目击者一再报告，许多人都能以惊人的能力适应新形势。一夜之间，他们可以拥护与前一天完全不同的观点，并不会注意到其中的矛盾。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昨天对他们而言已经完全消失。

然而，即使这一观察结果适用于许多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但它并不适用于每个人。总有一些人拒绝遭迅速改造。我们可以用精神分析知识来解答这个问题，即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至关重要的差异。在精神分析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尝试去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对领导者和群体的命令如此敏感，而另一些人却能对这些影响免疫。

我们钦佩那些反对极权国家政权的人，认为他们有勇气、有“强烈的道德感”，或者一直“忠于自己的原则”，等等。我们也可能对他们的纯真报以微笑，心想：“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面对这种暴虐的力量，他们的话语一点用都没有？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将不得不为他们的抗议付出沉重的代价？”

《为了你好》
​​​​​​[瑞士] 爱丽丝·米勒 著 余凤霞 等译
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07

然而，不论是钦佩这些反对者的人，还是蔑视这些反对者的人，可能都忽略了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拒绝适应极权主义政权，并非出于责任感，也不是因为天真，而是因为他们必须忠于自己。思考这些问题越久，我就越倾向于认为，勇气、正直和爱的能力并不是“美德”，不属于道德范畴，而是好命的结果。

当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缺失之后，规范道德和履行职责才成了必要的人为措施。一个人在童年时越是无法接触到自己的真实感情，智力武库和道德假肢的需求就越大，因为道德和责任感不是力量的源泉，也不是真实感情的沃土。假肢中不会有血液流动；它们遭用来出售，可以为许多主人服务。昨天遭认为是好的东西——取决于政府或政党的法令——今天可以遭认为是邪恶和腐败的，反之亦然。但那些有自发情感的人只能做自己。如果他们想保持本真，就没有其他选择。拒绝、排斥、爱的缺失和谩骂同样会影响他们；他们会因此而痛苦，会害怕它们，但一旦他们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他们就不想失去它。当他们感到有人要求自己做某件打心眼里反对的事，他们就不会去做。他们就是做不到。

这就是那些幸运的人，他们确信，即使辜负了父母的某些期望，父母的爱也不会消失。还有一些人，尽管一开始没有这种好运，但后来——例如，通过精神分析——他们懂得了即使冒着失去爱的风险也要找回失去的自我。无论什么代价都不能让他们甘愿再度放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