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听话的孩子们，长大后成为了极权最忠实的帮凶(3)

活在我心中的，不是我，而是元首……每次在他面前，我的心都会停止跳动……我常常到半夜才吃东西，因为在那之前，我应该会激动到反胃。当我九点钟左右回到卡林霍尔时，我不得不在椅子上坐几个小时才能恢复平静。对我来说，这段关系变成了彻头彻尾地出卖灵魂。

在1934年6月30日的演讲中，另一位纳粹高官鲁道夫·赫斯也公开表达了这种态度，他没有感到任何羞耻或不适——这种情况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几乎无法想象。他在演讲中说道：

我们自豪地注意到，有个人超越了一切非议，那就是元首。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感觉并知道：他总是正确的，而且他永远是正确的。我们的纳粹主义根植于不加批判的忠诚，根植于对元首的无条件服从，根植于默默地执行他的命令。我们相信，元首正在顺应塑造德国历史的更高召唤。这一信念不容批判。

费斯特评论道：

赫斯对待权威的失衡态度，与许多纳粹党领导人惊人地相似，这些人像他一样有着“严格的”父母。大量证据表明，希特勒从教育系统造成的损害中获利颇多，这个教育系统以军营为榜样，把孩子培养得像军校学员一样坚韧。他们早期发展的决定性特征是对军事世界的痴迷，这不仅表现在“老战士”特有的攻击性和狗一样的谄媚，而且表现在缺乏内在独立性和唯命是从的需要。赫斯的父亲拒绝让儿子上大学，不顾他的意愿和老师的请求，强迫他去经商，以接管自己在亚历山大港的公司，就这样他最后一次强调了他的权力。不论年轻的鲁道夫·赫斯对父亲有什么隐秘的反叛情绪，在这个儿子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遭摧毁后，他便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找父亲和父亲的替代品。一个人必须有领导！

我对变态心理的动力机制了解得越多，就越质疑战后不断提出的观点，即少数变态者应该对大屠杀负责。制造大屠杀的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变态的究竟症状，诸如孤立、孤独、羞耻和绝望。他们并不孤立，反倒属于志同道合的团体；他们不感到羞耻，反倒感到骄傲；他们并不绝望，反倒兴奋或冷漠。

说这些人崇拜权威，习惯于服从，这种解释并没有错，但它也不足以解释大屠杀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所说的服从，是指执行我们有意识接受的命令，那么在大屠杀中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但凡有一丝情感的人，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杀人狂。但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人们并没有让感情阻止他们，原因很简单：这些人从小就遭教育，不要有任何自己的感情，而要把父母的愿望当作自己的愿望。这些人从小就以坚强和不哭泣为荣，以“乐意”履行所有职责为荣，以无所畏惧为荣——换言之，他们根本就没有内在的生命。

对社会规范的完美适应，换句话说，对所谓“健康常态”的完美适应，伴随着危险，这样的人几乎可以遭用于任何目的。在此发生的不是自主性的丧失，因为这种自主性从来就没存在过，而是价值观的转换。只要这个人的整个价值体系遭服从的原则所支配，那么价值观本身对他来说就不重要。他从来没有超越将父母理想化的阶段，对他们的要求无条件服从，这种理想化很容易遭转移到元首或某种意识形态上。既然专制的父母总是正确的，孩子就没有必要在每种情况下绞尽脑汁来落实对他们的要求是对是错。再者，他又该如何评判呢？如果他总是遭告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他从来没有机会去了解和熟悉自己的感受，此外，如果批评的尝试不为父母所接受因而对孩子来说太过危险，那么他要从何处获得评判的标准呢？如果一个成年人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思想，那么他无论如何都只能听命于当局，就像婴儿听命于父母一样。对那些更强大的人说“不”，对他来说总是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