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听话的孩子们，长大后成为了极权最忠实的帮凶

编者按：社会学家卢西恩·隆巴尔说，“童年不是我们生命中最短的时期，而是最长的时期，因为它一直伴随着我们，直至我们死亡。”

二战结束之后，瑞士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1923—2010）始终遭一个问题深深困扰——是什么使一个人想出了用毒气杀死数百万人的计划，又如何让另外数百万人拥护并且协助他完成这一计划？

她从希特勒和更多纳粹党人的日记和传记里洞察了这一问题的谜底——纵然许多传记作者试图为希特勒的父母开脱罪责——但米勒还是从他们的童年经历、内心感受和从家庭中习得的对待他人的方式中，看到了从“有毒教育”走向极权和帮凶的草蛇灰线。

爱丽丝·米勒，瑞士心理学家，重点研究儿童心理创伤及其对成年生活的影响（credit：Julika Miller/Suhrkamp Verlag）

“为了你好”是全世界家长共享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遮蔽了某些家庭教育方式的“有毒”的内核，包括虐待、谎言、虚伪和操纵等等。1748年的《论儿童的教育与指导》认为，早期（儿童教育）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使用武力和强迫，而孩子会随着时间推移忘却童年的一切，“如果能在此时破坏他们的意志，他们以后就不会想起自己曾经拥有过意志，正因如此，必需的严厉教育不会产生任何严重后果。”

在近三个世纪后的当下，不应体罚儿童或许已成为大多数家长的共识，但对于破坏儿童的意志是否正当，谜底无法统一，或仍处于因私密无法探讨、因模糊而无从解决的地带。在《为了你好》一书中，爱丽丝·米勒提醒我们谨防“有毒教育”的骇人后果：每一句“为了你好”，或许都在一点点蚕食孩子的意志，而当儿童的自发性与自主性遭破坏殆尽，毁掉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或一群孩子——想想第三帝国的历史——而可能是一整个社会与时代。

01 当“教养”吞噬掉孩子的自发性

每个教育工作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说谎、伤害或冒犯他人是不对的，对父母的残忍行为以牙还牙而不理解其中的好意是不对的，如此等等。另一方面，孩子说真话，对父母的好意心存感激，忽略父母行为的残酷性，接受父母的思想但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当对他有所期望时不会闹别扭，这些都遭认为是优秀而正确的品质。这些近乎普遍的价值观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为了教会孩子，成年人认为他们有时必须诉诸谎言、欺骗、残暴、虐待，让孩子被受羞辱。然而，对成年人来说，这些行为并不涉及“负面价值观”，因为他们经历过这样的教养，他们使用这些手段只为达到一个神圣的目的：让孩子在未来不再说谎，不再欺骗、仇恨、残忍和自私。

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相对性是这个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归根结底，我们的地位和权力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是好还是坏。这一原则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强者发号施令，战争的胜利者迟早会得到掌声，而不管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犯下什么罪行。

在我们热衷于向孩子灌输上述行为准则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以下情形并不总能成立，比如：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说真话，在不撒谎的情况下表达感激之情，或者忽视父母的残忍而仍然成为独立自主、能做出批判性判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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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整个童年时期遭允许做出适当反应的人，也就是，对有意或无意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痛苦、错误和否定表现出愤怒，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将会保持这种适当反应的能力。在成年后，当有人伤害他们时，他们将能够意识到并表达出来。但是，他们不觉得需要猛烈地回击。这种需要只出现在那些必须时刻保持谨防，以防自身感情堤坝破裂的人身上。因为一旦大坝决堤，一切都将变得不可预测。因此，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人中的一些人，由于担心不可预测的后果，会回避任何自发的反应；有些人则会偶尔对替代者产生莫名其妙的愤怒，或者反复诉诸谋杀或恐怖主义等暴力行为。一个能理解自身愤怒并将其整合为自身一部分的人，不会变得暴力。只有当他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的愤怒时，他才需要攻击他人。如果在小时候不遭允许熟悉愤怒这种感觉，他将永远不能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来体验，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他周围的环境中完全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