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黄晓枫、肖飞舸：从巴蜀乐舞文物看中外文化交流痕迹

　　中新社成都5月18日电 题：黄晓枫、肖飞舸：从巴蜀乐舞文物看中外文化交流痕迹

　　中新社记者 岳依桐

　　三星堆的青铜铃、击之而鸣的虎钮錞(chún)于、形态各异的乐舞俑、内容丰富的画像砖石……古韵今声，种类繁多、形制多样的乐舞文物让历史的旋律至今仍在回响。巴蜀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所出土的乐舞文物不仅展现了先民乐观、安适的精神内核，也见证了文化的交流交融。

　　5月18日正值国际博物馆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肖飞舸，一窥巴蜀乐舞文物背后跨越数千年的文化交流脉络。

视频：【东西问】藏在历史旋律中的巴蜀乐舞文物 因何见证古今文化交流？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不同时代的巴蜀乐舞呈现出怎样的文化特点？反映了巴蜀先民怎样的精神内核？

　　 黄晓枫：巴蜀大地各个时期都有乐舞文物出土，音乐和舞蹈相伴人们生活始终。商周时期，铜铃、石磬等代表性器物主要服务于祭祀礼仪。秦并巴蜀后，乐舞文化逐渐深入百姓生活并不断丰富、发展，出现于更多生活场景中。巴蜀地区的乐舞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体现了民众乐观、安适的生活态度。比如成都出土的东汉陶俳优俑(常遭称为“说唱俑”)，伸出舌头大笑，夸张的体态和表情极具感染力。实际上，从唐代到五代十国，成都乐舞都非常兴盛，从“诗圣”杜甫的“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等名句，即可见一斑。

　　东汉陶俳优俑(常遭称为“说唱俑”)。 中新社记者 岳依桐 摄

　　 肖飞舸：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礼义兴”，艺术文化是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种反映。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乐舞文化个性化较为突出，体现出万物有灵的生命力和不受约束的奔放之感。时至两汉，巴蜀乐舞文化和中原乃至西域的交流变多，民间味道日渐浓郁，并更多呈现出一种放松、游戏的状态。到了唐宋时期，巴蜀与中原地区的乐舞文化融合更加紧密，透露出的文气、文韵就更足了。总的来说，巴蜀地区自古政局较为稳定，经济也比较发达，百姓乐观的生活态度也反映在包括乐舞在内的文化形态上。

　　 中新社记者：乐舞文物是如何见证古时巴蜀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

　　 黄晓枫：秦并巴蜀后，大量移民进入该区域，促使巴蜀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交流更加频繁。以乐舞百戏之风兴盛的汉代为例，汉代乐舞已逐渐摆脱“礼乐”束缚，呈现出更加多样的形式，城市歌舞宴乐场景的丰富与多样化，也大大促进了乐舞发展。

　　成都博物馆馆藏的“盘鼓舞俑”。 中新社记者 岳依桐 摄

　　当时，“盘鼓舞”广为流行。这种舞蹈以盘和鼓为基本舞具，舞者随击鼓节拍跳踏盘上。洛阳博物馆的“七盘女舞俑”生动呈现了该舞蹈场景，类似的还有成都博物馆馆藏的“盘鼓舞俑”和四川博物院馆藏的“七盘舞画像砖”。三件文物上呈现的舞者服饰、道具以及舞蹈形态都很接近，可以看到当时乐舞文化相互交流且趋同的一种现象。

　　唐代中晚期，唐玄宗与唐僖宗先后入蜀避乱，将大批宫廷乐人带入蜀地，使唐代丰富的燕乐在蜀地得到了很好保留和延续，也促进了巴蜀地区与中原的乐舞文化交流。《资治通鉴》记载：“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前蜀开国皇帝王建永陵棺床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就展示了晚唐宫廷燕乐瑰丽壮观的景象。

　　 中新社记者：通过巴蜀乐舞文物，可以找到哪些中外乐舞文化“交响”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