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义和成就感的工作，在这个世界相当罕见 | 专访(2)

在普通消费者眼中，廉价的肉类遭装在看起来非常干净的收缩包装中，但此类肉食的生产条件是不可见的，屠宰场工人的安全和健康风险也遭完全隐去。消费者不仅无法走进屠宰场，也很难在电视广播中看见其内部。“脏活”具有隐蔽的特点，这对于“脏活”的组织及延续来说至关重要。

普雷斯在写作过程中受到了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的启发。该书讲述的内容是餐桌礼仪，详细地描述了随着社会变得文明，诸如擤鼻涕之类的事情是如何以不同以往的、更为谨慎的方式进行的——人们要进入到关着门的卫生间去擤鼻涕，确保没有人听到或者看到。埃利亚斯说，“文明进程就是将令人难堪的举动隐藏在社会生活的幕后。”这里说的“令人难堪的举动”，指的是打喷嚏、咳嗽、吐痰、上厕所等。普雷斯谈到，随着社会反感门槛的提高，将这类东西推开的冲动也随之增加，对脏活的态度也是一样。“隐藏这一切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看不到以我们的名义所做的事情、造成的伤害，我们作为公民的诚信就会受到损害。这从根本上来说是有问题的。”

道德上不合理的工作形式遭排除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在美国，不少“脏活”地处郊区，和大众有着地理上的区隔。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扩展地理空间，去寻找更多原材料、潜在市场和廉价劳力，“脏活”因此也遭隐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埃亚勒·普雷斯告诉界面文化，脏活累活可以越来越多地“离岸外包”给其他国家：例如，很多为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内容审核员身在非洲，儿童在钴矿的残酷条件下工作，以便美国人能够为他们的电子设备充电。美国消费者确实看不到这些工作，但他们普遍从这些工作中受益。

一些“脏活”正在由高科技辅助完成。例如美国反恐部门有专门的无人机分析师，隔着屏幕利用无人机远程对疑似恐怖分子的人进行“精准打击”，他们进行杀戮，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轻松。普雷斯认为，社会将越来越多地设计机器来执行各种活动——监视抗议者、追踪移民、杀人——对于人类来说，这些活动在道德上令人不安。人工智能的兴起让这种危险变得尤为突出，也让人们更容易远离肮脏的工作。“我不认为‘脏活’会消失。我确实认为其中许多工作将实现自动化，让计算机来完成过去由人类完成的令人头疼的任务。”

在很多情况下，做“脏活”的人感到内疚和羞耻，因为他们在完成职责的过程中目睹或者做出了违背自己价值观的事情，感到背叛了自己。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创伤会转化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当然，对于同样一件工作，有人感到良心的谴责，也有些人并不觉得自己做的是“脏活”，反而对此有一种使命感。但是，看上去不感到困扰，并不等于工作不会造成损失。

“脏活的特质就是会让人麻木：一个在暴力监狱工作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对这种暴力变得麻木不仁。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地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是一种生存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工作不会造成伤害，正如我所引用的研究表明，许多狱警都有离婚、药物滥用和其他健康问题。”

因深感愧疚，一位无人机分析师在《卫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忏悔，这非但没有促进对话，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指责，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不认可。左派已经知道使用无人机袭击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她这样的人是战犯，应该遭抓起来等待审判；右派则谴责她是叛徒和爱哭鬼，认为“安乐椅战士”没有资格抱怨。在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敌意之下，干“脏活”的人最终只能求助于心理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