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热点新闻：“新冠”时期的生命摆渡人

“新冠”时期的生命摆渡人

记赶赴武汉抗疫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车队向火神山医院转运患者。 付春来/摄

王达

夜幕低垂，蓝灯闪烁，一辆辆负压救护车呼啸飞驰，将新冠肺炎患者护送至各定点收治医院。他们是生命的“摆渡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批向北京、上海、青海、内蒙古、云南、吉林等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征召65名队员，组成32个车组，派驻武汉市急救中心、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光谷院区、协和医院本部、协和西院，开展新冠肺炎患者转运工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车队紧急采购了20台负压救护车和车载医疗设备。

自2月12日到3月10日24时，车队累计转运新冠肺炎患者7343人次，其中危重症、重症患者2464人次，接送出院康复者数十人。“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运往ICU的患者越来越少，出院的越来越多。”青海队领队王海涛说。

惊涛骇浪，也是日常

来自上海市急救中心的资深驾驶员刘轶此次担任上海队领队。3月3日晚，刘轶接了个“大活”。

“出动10台车组，将199名患者从市五院转移到火神山。”他说，按照以往经验，像这样的“大活”，一般要忙到后半夜。

武汉市第五医院是武汉首批7家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共开放床位400余张。近期，随着武汉疫情形势好转，市指挥部决定将方舱医院、市五院等定点收治医院逐步清空，将患者分批转运至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因此，刘轶和队友们越来越忙。

“不过这种忙，忙得开心，忙得充实。”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中医院的主管护师陈辰，此前与刘轶素不相识，但经过近一个月的合作，两人已经成了“黄金搭档”。

“每次转运患者时，心情都特别沉重，尤其是有些患者年龄偏大，又没有亲人陪伴，情绪十分不安。”将一位坐轮椅的老奶奶扶上车，为她仔细扣好安全带后，陈辰又接来3名患者，加上他们的行李，将救护车医疗舱堆得满满当当。

关好舱门，陈辰又回到驾驶舱副座。按照规定，她与患者零距离接触后，已经属于被污染群体，不能再进入驾驶舱。但事实上，在繁忙的转运任务中，刘轶和陈辰已经很难把握这条界限。就连刘轶，也需要下车帮助抬担架、接患者。

“这次没有危重症患者，不然我肯定要去医疗舱盯着。”陈辰还是不放心，时不时通过隔离窗回望后舱，观察患者的身体状态。

在武汉的近一个月，“摆渡人”每天就是这样，在车轮上、担架旁、轮椅边忙碌着，有时还会遭遇惊涛骇浪。2月19日中午，刘轶、陈辰车组接到指令，将几名重症患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医院转运至火神山医院。这是她第一次前往火神山。

路途较远且颠簸，一名患者突然出现呼吸困难和咳血等症状，陈辰立即为患者吸氧，用吸痰器帮助患者吸痰。等转运车抵达火神山，陈辰将患者送至病区，接诊医护人员被她的样子吓坏了，防护服、手套上沾满了患者咳出的血痰和黏液。

“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谈及陈辰那天的经历，青海队领队王海涛不禁为她捏把冷汗。进驻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一个多月，青海队不止一次参与转运插管治疗的危重症患者，对于其中风险心知肚明。

新冠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因此越是那种难以行动、咳嗽不止，甚至插管抢救的患者，传染风险越高，转运难度也最大。“病人加上担架、监护仪、呼吸机、氧气瓶，一共小两百斤，平地还好，上下台阶只能靠人工抬，非常吃力。”王海涛说，像这样的高难度转运，队员们一天要遇到七八次，每次忙完都要累出一身汗。

累极了，队员就靠在路旁的栏杆上休息。至于旁边的草坪，看着养眼，队员却不敢坐。“草叶粗糙，万一把防护服割出口子来，肉眼很难注意到，病毒却能钻进去。”王海涛说，在武汉的这些日子，面对无处不在的风险，倒把一群粗犷的青海大汉“逼”得心细如毫。

纸尿裤和“军功章”

从青海出发前，王学军预想过很多可能面临的困难。但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却是最不起眼的“方便”问题。“这辈子再也不想穿纸尿裤了。”

“纸尿裤”，是所有队员痛恨却又绕不过的话题。尤其是在前期，防护装备匮乏，一套防护服经常要顶七八个小时，一包鼓鼓囊囊的纸尿裤，就成了大家的工作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