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档案馆，藏满了每个人童年的秘密……(2)

　　这里每日开馆8小时，周内每日访客量大约是10人，周末才稍多些。档案馆除了100多位志愿者，只有馆长，没有工作人员——胡燕子只付得起一个人的工资。档案馆一年的基础运营成本是10万元，她要花三分之二的精力去别的项目上挣钱。

　　档案馆新来的馆长郜洁，给秘密录入室里放了一盆毛线制成的黄色小花。在胡燕子起初的风格设计中，这是不遭允许的色彩。但她认同郜洁“关照人”的用心。

　　郜洁发现，当她压低声音、轻柔地做导览时，来访者也会小声走路、讨论和翻看，整个空间就变得温柔、认真。而当馆里空无一人，访客的状态会更轻松，因此她有时坐在外面办公。

　　她特意给档案馆的门口挂了一个铃铛，有人走入，会叮铃作响，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白纸会说“没关系”

　　一个女生从秘密录入室里走出来，到档案阅读区，翻看了几页档案。

　　她转身问当天的志愿馆长刘洁旖：“我能不能把刚才的档案取出来？”

　　“她说自己写了不太好的事。”刘洁旖不落实她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幸福的秘密。她安慰道：“没事儿，写什么都是可以的。”

　　童年秘密档案馆不限定“什么是秘密”，也不限定“童年”的年龄范围。在这里，什么样的经历与想法都不足为奇。

　　一个生于1996年的小孩的秘密是从来没见过妈妈，另一个生于2008年的小孩也没见过。有个2004年出生的孩子在纸上问：“留守儿童算秘密吗？但我小时候并不觉得如何，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爸爸妈妈。”

　　在家里翻出了领养证明的孩子，总是感到自卑、敏感、多疑，“为何我一出生就遭抛弃呢？”如果他能看到另一个秘密里同样关于“自卑、不如别人、敏感”的领养困扰，或许就知道这不是自己的问题。

　　秘密会告诉来访者，有1978年生的孩子给讨厌的老师凳子上放了钉子，有1996年生的孩子抽空了幼儿园园长的凳子。

　　一个80后说他孤立过村里的小朋友。比他小20岁的孩子也坦言，小学曾经是霸凌别人的“坏人”。

　　和同伴把尿装在水枪里，去喷另一个“讨厌的小孩”——有的孩子后知后觉：“当时就觉得好玩，后来知道这属于霸凌，挺过分的，我还是感到非常的不对。”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王海英教授认为，秘密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不是个人独自的建构。它所带来的紧张感，也只有在公开的那一刻才能得到缓解。

　　这里搭建了一个安全的“树洞”。如一位访客说，“秘密总是害怕受到伤害与不理解，但是白纸告诉她没关系”。

　　有人冲进来写完一张档案就走。也有人犹豫、徘徊，直到把深埋已久的话写出来，坐在那里看着，静静地流泪。“我竟然写出来了。”一位访客说。很多人觉得，融易新媒体消息，把秘密投入档案箱时很舒服。

　　一个遭欺负却从来不敢向家人诉说的“乖孩子”也拿起了笔：“他们不懂体谅以及关心人，总是在责怪我的胆小怕事。长期以来，导致我的性格内向，对于情感，对于别人，很少信任，现在我在慢慢走出以往的经历。”他一笔一画地写道：“看到这里的人，希望你能感同身受。”

　　有人阅读到这份档案时，伸手摸了摸“感同身受”这4个字。

　　有人觉得看了别人的秘密，自己也应该写下秘密作为“回礼”。“我们常把交换秘密作为关系升温、拉近距离的方式，这说明秘密也不是所有都得藏起来对吗？”一位访客留言。

　　去重庆外出展览时，胡燕子联合艺术家赵雪彤把许多秘密画了出来。她们收集了重庆当地小孩穿旧的衣服，把这些秘密的形象包裹起来，做成了柔软的布偶，让它们遭所有人触摸、拥抱。

　　当秘密经过反复书写，如档案馆的志愿者梁馨予所说，便从无法言说的、带着一定程度羞耻感的存在，变成了能遭理解的事实或者议题。

　　从去年开始，童年秘密档案馆举办“档案馆之夜”系列活动，用微小但持续不断的力量去关照儿童。狱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应用心理学研究会会长、法律从业者、社会工作者和孩子、家长们曾经围坐在这里，讨论“罪案中的童年”。

　　在这场持续了4个小时的讨论中，有人说：“儿童的特性并非为天使或者恶魔，他们只是原始而敏感。”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提出，现代儿童观的应有之义，是要舍弃建构天真无邪的儿童，尊重儿童的主体性。

　　一个小小的世界

　　在以成人为主导的世界里，一个真正的秘密是：孩子们有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法，只是常常不遭在意而已。

　　一个孩子不小心吞下了几颗西瓜籽。为了避免它在肚子里生根发芽，她吓得好几天没有喝水，“快要遭渴死了”。

　　一个女孩弄丢了她的娃娃，很难过，却不敢哭。直到40岁，她写下：“因为怕遭人发现我把(她)当活的这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