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档案馆，藏满了每个人童年的秘密……

　　童年秘密档案馆的秘密

　　“我知道妈妈在电视遥控器上放了头发。”

　　“我的玩具是外婆的药盒。”

　　“我想向遭我扇过耳光的同学道歉。”  

　　“我无意间翻到了一张纸质旧旧的领养证明。”

　　一页一页。孩子们的心事从未如此靠近。它们遭写在几千张档案纸上，安放在一个叫作童年秘密档案馆的房子里。写下秘密的人，既有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老者，也有2019年出生的孩子。

　　无论秘密曾令人窃喜、不安，还是羞耻、愤怒，童年秘密档案馆的创始人胡燕子都将它们展陈出来，照以柔和明亮的灯光，供人翻阅，但不允许拍照。

　　为了能触摸纸页上的字迹与泪痕，胡燕子没有塑封纸张，只是一张一张简单叠放着，每10年归一档。

　　曾经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快乐的孩子、难过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同伴。

　　他们将自己的心事东躲西藏，到头来发现，原来没有什么秘密是独特的。对无助的孩子而言，这是最大的安慰，是秘密之间的相互拥抱。

　　秘密录入室里放着一罐彩色糖果，标签上写着：“甜的，糖，想吃可以拿。”馆长郜洁从来不主动打探什么，当访客步入那个小屋，她只是静静地坐在外面，等待听到糖纸遭剥开的一声脆响。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档案馆30平方米，挨着成都市玉林路的一个社区小广场，免费开放。

　　一个8岁的小女孩跑进来，说这儿太“暗”，没有童年的感觉——没有滑梯，没有木马，只有白墙、黑字、桌椅和档案架。不止一个人来问：这里是不是自习室？

　　作为一个有10年策展经验的艺术家，胡燕子当然考虑过颜色。只是档案里的秘密各异：“小时候的时光是金色的。”“童年是蓝色的。”“童年的天空是灰色的。”没有一个颜色能概括所有的童年，她只有退回黑和白——这在设计上遭称为“没有颜色”。

　　更重要的是，她不想让色彩和元素拉走访客的注意力，而是回到白纸黑字的档案上，看人。

　　整间档案馆，她最在意台灯。每次走进馆里，她都要来回调整，使它照在白色桌面上时，恰好有个圆形光圈落在正中央。

　　灯光会引导人的视觉：你可以排除干扰，在这个范围内阅读。

　　阅读秘密，这很重要。如果不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胡燕子不会让这个无法盈利的空间存续两年之久。

　　2019年，她只是应邀参加了一个以“童年的秘密”为主题的儿童艺术展。她以关注普通人叙事的艺术方法，在成都的不同社区收集了近2000份童年的秘密，进行创作、展出。

　　但当3个月的展览临近尾声时，胡燕子越来越焦虑。她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秘密。不同于她以往做过的200多场展览，这不是由个人创作的一幅画、一张摄影作品，展览结束就可以放在墙角。“它们向我展开了这么多不同的处境，我要装作没看见吗？”她犹豫不定。

　　展览期间，由她担任艺术顾问的社会组织解救了一个要寻短见的女孩。女孩在童年时因为遭性侵，留下了很深的心理伤痕。胡燕子想起那些童年秘密里也有同样的被遇。

　　“这些人都还活着，还有人勇敢地走入了婚姻、生了孩子。”她说，“我在想如果她在作出(自杀)这个决定之前，能在某个地方看到我们的档案，是不是就会意识到，她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档案里的其他人都在坚强地活着，她不孤独”。

　　这件事让她坚定：秘密档案应该成为一个真的档案馆，应当常态化，让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人能够方便到访，从这里获得疗愈，最好还有求助路径。

　　艺术展后，胡燕子争取到了一块会议室大小的临时展览空间。直到2022年，受成都市玉林东路社区邀请，档案馆成为儿童友好主题社区下的常态化空间。它临街而设，使用大面积的玻璃橱窗，向所有人敞开。

　　一个婆婆送来板栗，问这里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进来，然后热情地拉起了家常。有老人来当整理档案的志愿者，也有老人看过档案，说这很好，“把我们那个年代的事记录下来了”。

　　一位西南民族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来这儿做毕业论文。在她看来，这是成都第一个将儿童作为议题的社区艺术案例，是用艺术解决社会问题。

　　也有人在这儿，什么也不干。几个孩子骑着单车进来，碾了一圈就走，馆长费了好大劲才把地上的车辙擦干净。有位爸爸带着儿子来馆内找猫，没看到猫便走了。有位女士想让父亲待在馆里避风等待孙女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