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坚决抵制国外错误史观丨“正道”专栏之⑥(2)

　　他们通过强调内陆亚洲或者北方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人为割断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汉人之间的密切互动与历史联系。

　　“唐宋变革论”实质是“去中国化”历史理论

　　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的最后崩溃，在 20 世纪的部分海外学者心目中意味着中华文化的衰落。例如典型的“唐宋变革论”“文化中心移动说”，断言中国的社会文化自唐以后步入老年期，宋代以来处于停滞期，东亚文化中心转移到他处。这类思想深藏“胡汉对立”的思维，将唐以后的中国划分为“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而“中国”只包括两宋(汉族)，辽夏金属于“周边民族”。这类观点虽然在表面上是以学术讨论的方式呈现，但却始终未能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质。

　　唐朝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成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格局，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唐宋之间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原本十分清晰，然而，20 世纪日本学者套用西欧历史分期法，依照西方话语体系来诠释中国历史，提出“唐宋变革论”新说，主张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自宋代开始，中国已提前进入了西方历史分期中的“近世”。

　　“唐宋变革论”用胡汉对立的视角割裂了中国历史。它立足于所谓“中国本土”，但“中国”只限于两宋，同时期的辽、西夏、金则属于“周边民族”，不包含在中国范围内。可见，“唐宋变革论”实质是一种以学术形式包装的“去中国化”历史理论。

　　“唐宋变革论”之中还隐含着一种“中国停滞论”。这种观点认为宋代社会过于早熟，提前进入“近世”四五个世纪，反而导致晚清中国弊政丛生，阻碍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外部力量来“刺激”。而所谓的“刺激”就是以日本为主的“先进国家”接管中国，“帮助”中国打破“停滞”。换言之，日本已取代中国成为东洋文化的新中心，中国文化终将消融于日本文化之中。这实质上是企图为日本入侵中国张目。

　　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的东洋近世民族主义论

　　一直以来，海外中国史研究流行“征服王朝论”与“东洋近世民族主义论”。前者将辽、金、元、清等视为与秦汉、隋唐、宋明等“汉族王朝”不同的“征服王朝”，又遭日本学者发展成为“胡族国家”论，将中国北方族群建立的区域性政权视为完全独立于中原文化系统的“胡族国家”；后者将宋代历史界定为中国历史进入多个早期民族国家并立并构成列国体系的“近世”，认为辽、宋、金各政权在对峙抗争中萌生了近世民族主义意识，这显然是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将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奉为学术圭臬。

　　这些论调的共同问题是通过强调内亚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人为割断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汉人之间的密切互动与历史联系。而这一时期的历史表明，建立辽、金政权的契丹、女真长久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在其统辖范围之内，多族群联盟与多族群交融是主流。辽人、金人、宋人，更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各政权之间的边界也不能等同于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边界，他们也并不以建立“一族一国”的族性政权为目标。他们共享的“中国”意识，并不是近代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国族意识，而仍然是追求“天下一家”的中国传统观念。总之，这些论调本质上是又一种南北对立论、游牧—农耕对立论，不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多元对立冲突的产物，而是以融合会通解决多元对立冲突的结果。也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演化成为融合农耕、草原、海洋的复合型文明。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多元族群永恒冲突的产物，而是多元族群以融合会通解决对立冲突的结果。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如此，中华文明能够演化成为融合农耕、草原、海洋文明的恢宏广大的文明体系。以共同体史观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能指导人们准确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历史脉络，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准确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使各族人民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综上所述，站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立场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域外学术界的错误观点，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