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人“刻葫芦”，85后要当破局人

　　作为甘肃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刻葫芦阮氏葫芦艺术的第四代传人、甘肃省工艺美术大师，85后阮熙越想要做“破局人”，重新定义“非遗”。

　　在她看来，现代人提及“非遗”，常常带着时过境迁的滤镜，觉得这些手艺肯定是一位老人坐在某个地方安静地创作，作品曲高和寡，需要重金购买。

　　“这样进入了一个死局。”阮熙越说，“非遗应该更有人间烟火气，买卖是最好的保护，使用是最好的传承”。

　　在接过长辈的衣钵后，阮熙越开授体验课、办沙龙，让更多人体验非遗制作；更新作品“画风”迎合年轻人的消费“口味”……她还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祖辈的作品见天地，我的作品见众生”。  

　　兰州坊间早就有“吉祥葫芦牛肉面，羊皮筏子赛军舰”的说法，当地刻葫芦的手艺人也不在少数。阮熙越的观点让一些“保守派”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年轻传承人无法抵达老一辈艺术高度时找的“托词”。

　　面对质疑，阮熙越选择用“垒山”的过程来勉励自己，“山是怎么形成的？山是在平地上慢慢垒起来的，它包容了所有的景观，才形成了巍峨的态势”。

　　学葫芦肚大能容

　　阮熙越“破局”的底气来自一家几代人践行的“君子之风”。“这种‘君子之风’让家人做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不遭他人理解的举动，但在我眼里，这就是在‘垒山’。”阮熙越说。

　　阮家族谱记载，1936年，阮熙越的外曾祖父阮光宇开始雕刻葫芦，是阮氏葫芦艺术的创始人。

　　当时，阮光宇是一家报社的编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兰州城隍庙发现了吉祥葫芦，他十分喜爱，便开始学习手艺。

　　阮光宇为传统技艺增添了文人气息，没多久，他雕刻的葫芦就出了名。

　　“那个年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外曾祖父并没有端着读书人的架子。后来，他辞了职，把刻葫芦当成了谋生的手段”，虽然没有见过这位祖辈，阮熙越仍遭他的经历所触动。

　　阮氏葫芦艺术的第二代传人、阮熙越的外公阮文辉是甘肃省第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亚太地区工艺美术大师，雕刻的《150个儿童游戏图》《唐诗204首》等4套6枚微雕葫芦遭定为国家珍品。

　　虽然在业内声名远扬，但在外公身上，阮熙越学到的却是“谦卑”二字。“他有机会在兰州工艺美术厂当领导，却为了专心创作，婉拒机会，还有很多人高薪邀请他去沿海发达城市发展，他也拒绝了，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刻葫芦的土壤和根基就在兰州，不能忘根舍本。”

　　阮熙越的母亲阮琳是第三代传人。从小耳濡目染，她喜欢上了刻葫芦。年仅15岁，就能独立创作完整的作品，现在，她是兰州刻葫芦省级非遗传承人。

　　“妈妈身上最大的特点是通达”阮熙越说，“很多人都觉得，妈妈的艺术成就还可以再拔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评正高、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但她不是很在乎这些，早在几年前，就退居二线，站在我身后，支持我前行。”

　　母亲的“放手”，让阮熙越在短时间内进步飞速。“无论何时，妈妈都对我的工作高度认可，即使有分歧，最后也会以我的意见为主。私下里，她还会从小红书、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了解年轻人的喜好，随时和我沟通，尝试用时尚化的视角创作产品。”

　　阮熙越觉得，这些传承着的优良品质，起始于家人与葫芦的“朝夕相处”。“我们刻葫芦，和葫芦对话，滋养自己的内心。葫芦，肚大能容。借物言志，说的就是做人的道理。”阮熙越说。

　　泛艺海学无止境

　　传承记忆也传承技艺。

　　阮家的座右铭是“学艺，做人，过日子”，在用“家风”为其打好底色后，四代人87年间都在致力攀登高峰，“在没有彼岸、没有到达的艺海中修行”。

　　相关历史资料记载，阮光宇将其在诗书画印等方面的修养引入刻葫芦这一民间艺术。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刻工精细，凡诗词书法，南北派山水，以及西厢、红楼、聊斋人物，应有尽有”。

　　阮文辉将雕刻工艺分为描写与雕刻两种。描写是在葫芦的外表用特制钢针将表皮刺破，镌刻书画，涂以松墨；雕刻是以小刀将葫芦硬壳刺透，用粗线条描绘人物、山水、花卉等。阮文辉在雕刻上独具匠心，针刀并用，以刻、铲、刮、磨等多种方法，将中国画的勾勒、渲染、皴擦等手法用在刻葫芦上，仿制出历代名家的泼墨写意山水以及徐悲鸿、舶石的画风笔意。

　　除此之外，他专攻“微雕”，曾在一只鸡蛋大小葫芦上，刻下唐诗204首，每个字只有米粒的四分之一大小。

　　阮琳传承“微雕”技艺，由她创作的《百美图》，在直径只有5厘米的鸡蛋葫芦上雕刻了近百位美女，细致到双眼皮、睫毛都可以看到。

　　她还曾在敦煌创业，在这个艺术宝库，与大量外国游客接触。因此，在创作时，阮琳将不同国家的文化融入其中，“接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