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热，为这门“冷门绝学”开新天

　　1900年，敦煌藏经洞遭偶然发现，出土了6万余件公元4世纪-11世纪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遭誉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敦煌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敦煌学也由此发源。  

　　日前，“敦煌学研究弘扬的世界意义”学术研讨会在敦煌举办。作为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主要活动之一，研讨会汇聚了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他们聚焦国际视野下的敦煌学研究，进行最新学术成果分享与讨论。

　　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羊城晚报记者分别对该研讨会的两位主旨演讲嘉宾——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郑炳林进行专访。

　　荣新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

　　为什么陈寅恪说敦煌是“伤心史”？

　　羊城晚报：著名学者陈寅恪曾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感叹，当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荣新江：这个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敦煌学在中国有几个发展阶段。早期的敦煌学围绕藏经洞文献展开。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后，外国的探险队陆续把敦煌文献带到世界各地，然后慢慢公布出来。当时我们主要研究的也是这些出土文书。那么，这就很受外国人的限制了，人家给你多少你就只能做多少，因此就有点“伤心”嘛。虽然当时中国政府也拿了一些文书到京师图书馆，但是毕竟外国探险队已经把好的都挑了一遍，这样的情况也就造成了“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说的这句话反映的正是中国早期敦煌学研究受到很大限制的局面。

　　羊城晚报：近些年来，敦煌学研究有怎样的变化？

　　荣新江：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中国学者可以到西方去侦查敦煌文献，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以及出版机构花了很大力气把英藏、法藏、俄藏文献都印成了图版出版，这极大促进了我国敦煌学的发展。

　　另外，到敦煌的交通也方便了。20世纪80年代起，各领域的研究者包括美术史、考古学、文献研究等都可以到敦煌作调研。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敦煌学迎来了飞跃式的发展。

　　羊城晚报：敦煌学已有123年的历史，您认为当下的敦煌学还是一门国际显学吗？

　　荣新江：各方观点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会说，你看敦煌这么热闹，敦煌学就是一门显学；然而我们的国家社科基金又把敦煌学放在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这好像是互相矛盾的。这是因为社会大众对敦煌学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在社会上，就比如这次研讨会，一来就是百来号人，而且还跟敦煌文博会放在一块，所以感觉异常热闹。但这不是敦煌学，这是敦煌文化。当然这也是很好的，它对我们敦煌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研究经费等。

　　然而作为学者，我们把敦煌学看作学术的最巅峰，我们要挑战自己，就来学敦煌学。在大学里，有老师建议我多带几个敦煌学专业的学生，我其实是不愿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做敦煌学研究本身很辛苦。

　　我还记得1984年、1985年，我一个人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那是很辛苦的。当时在外国图书馆里，我中午都不能出来吃饭。因为吃了饭就没座位了，我必须把那个座位占住。我会在早上买一块巧克力，饿了偷偷吃两口，然后从早上一直抄录到闭馆。所以，研究上光是收集资料就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话说回来，这个过程虽然辛苦，但并不是说辛苦了就有成果。敦煌学研究还得吸引一帮特别优秀的学者来攻坚克难。而且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性学问，它不只是跟中国学者比拼，还要拿到国际上去比拼，得用国际的语言和理念跟人家对话。因此它才叫“冷门绝学”。

　　敦煌启示：“普通”史才是历史的真相

　　羊城晚报：学术界曾流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在您看来，如今能否改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呢？

　　荣新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是“文革”之后，我们读大学时老师给我们灌输的观念。当时我们抱着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情，势必要把敦煌学的中心“夺”回中国来。无可否认，这种爱国主义是正确的。因为在1966年-1976年之间，在敦煌学研究目录上可以看到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