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意义上的精神坐标——小说《大河人家》中的家园意识

《大河人家》

《大河人家》是一部时间、空间跨度都比较大的小说，从时间上看，起笔于解放战争初期，结尾已至21世纪，作者在这条长约七十年的时间轴上，讲述了一个家族四代人的心路历程与命运起伏，这其间经历了战争的动荡、民族的交融、社会的转型等大环境的洗礼，以及物欲的扩张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人性情感的考验等等，不仅记录了时代的发展与变迁，更凸显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其中，文中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迁移，一次是战争时期的举家逃难，另一次是土地沙化导致的全村搬迁，在我看来，这很容易被忽略的不同背景下的两次迁移才是该小说最具深意之处，它是主人公一家命运转折的重要拐点，更是形成他们精神脉络的重要支点，它也并不仅仅只是故土的流离与亲人的失散，更寓意着一代代人精神上的创伤、修复，与坚守。

尽管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树挪死，人挪活”，但在老百姓根深蒂固的思想里永远都是故土难离。《大河人家》一文涉及的元素众多，但核心始终围绕家园而展开，这种家园意识既包含“物质家园”，即地理意义上的家乡，还包含了精神家园。主人公一家从“柳家湾”到“井子湾”再到“黄羊湾”，无一例外都是家园被毁所导致的被动的转移，而经历了逃离、创建、毁坏与修复等一系列过程之后，三个家园又分别有着不同的寓意，文中彼此有着亲戚关系的柳家、黄家、白家四代人之间，每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境遇也因此各有异同。

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柳家湾是主人公柳保华的故乡，8岁时，父亲柳如海独自离家不知所踪，不久之后,由于战争家园被毁，从被敌军轰炸后的房子废墟中扒出父亲遗留下的几件乐器之后，他便和母亲跟随姑姑一家踏上了逃亡之路。也就是自这时候起，柳如海便像个谜一般只在别人口中出现过——“有人说，柳如海有几个朋友是从延安过来的，他可能投奔了解放军。有人说，听说柳如海在宝日陶亥地区和一些蒙古族人闹革命。有人说，柳如海在1948年夏天回过一趟柳家湾，四处打听家人的下落，后来垂头丧气地走了，以后就没再见过他的影子。”

关于柳如海的失踪、出现，以及他的各种事迹，不断有人提及，似乎有迹可循，却又无从处可找。这个人物就像记忆中的故乡“柳家湾”一样，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烙印，成为了一个永远找不回却也永远忘不掉的符号。然而，尽管作为第一代“大河人家”的柳如海一辈承担着离乡者的角色，但他们和故乡始终是融为一体的。

与一般的思乡小说不同，《大河人家》中作者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故乡的人文、环境，及风貌进行过多地描述。从开篇背井离乡的逃难，到后来回乡找寻失散的亲人，故乡从没以正面的姿态出现，柳家湾仿佛只是作为一个记忆符号而存在，默默承载着告别、回望与找寻。

“柳保华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大，想起窑洞前的那颗老柳树。上次他回老家寻找柳如海，从老柳树上砍下几根不粗不细的枝，带回井子湾就插在了茅屋的东南角——现在新房的院子里，没想到还真成活了。”在第二次搬家的时候，柳保华再一次砍下几根柳树枝带到了新的家园“只有看到院子里那几棵长出新叶的柳树，他才觉得自己还存活在世界上，心里还记着柳家湾。”作者仅以几根“柳枝”便寄托了人物对家乡、对故园的所有情感和依恋，全文没有刻意说乡愁，但故乡却又早已渗透进一辈辈离乡人的血液当中，比如陕北特有的方言、称呼、习惯，以及不时穿插的信天游。

离开故乡的时候，第二代人柳保华、黄兴旺、白鸡换尚未成年，故乡对他们的来说只有儿时模糊的回忆，回乡寻父，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寻根情结。第三代人当中，只有白子明因逃避现实，回乡做过短暂的停留。而到了第四代，就已经没有人再回柳家湾了，而是选择离家乡越来越远，比如黄富国的儿子到了北京，柳建国的儿子则被送去了美国。故乡对于后辈似乎成了一个渐行渐远的名词。

离开故乡柳家湾是源于解放战争时期的逃难。以孤儿寡母为主力的一行七人走了大半个月，一路上经历了土匪、风沙、离散和伤亡，九死一生，终于在内蒙草原与沙漠边界处的一片“三不管地带”落脚。当时，除黄天祥外其余都是妇孺，柳保华、黄兴旺、白鸡换表兄弟三人均未成年。而黄天祥选中在此地定居，也正是看中了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自然资源——“这里可是宝地呀，沙柳林、柠条林里能藏身，竹汲滩能开垦种庄稼……黄河离这里最近处有四五十里……将来安定下来还可以外出做生意。”于是，他们砍树搭房、烧草开荒、挥锹挖井……用了几年的时间将荒无人烟的沙柳林打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家园。同时，随着解放和土改，附近居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从而形成了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