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头条新闻：疯狂炒鞋圈：鞋贩伪造十亿存款半年圈钱六百万(3)

　　整个过程，群员们只需向平台缴纳部分手续费。安杰提到，“冲冲群”的群员主要由职业鞋贩、炒鞋爱好者组成。进群门槛很高，需要出示一定的资产证明，有的群要求群员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的资产。

　　炒鞋，原本是局限于球鞋爱好者的小众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曾在新京报发布评论文章提到，最初，炒鞋是篮球迷购买喜欢的球星的同款球鞋，球鞋收藏也只在小范围的球圈里发展。后来，在明星、鞋厂饥饿营销等的推动下，这个现象向更多人群扩散。有些人自己抢不到厂家发售的鞋子，就会高价向黄牛买，转卖、投机由此产生。

　　随后，更多资金进入，鞋的价格被抬高，但最终，在到达某一高点时，资本会获利离场，鞋子价格一落千丈，最后接盘的人蒙受损失。

　　刘远举提到，类似炒鞋的行为并不罕见。普洱茶、名贵中药材、名酒、核桃、藏獒，甚至大葱、蒜都曾被“炒”过。但与以往的炒作不同的是，炒鞋被迅速地互联网化、被金融化了。

　　2019年上半年，炒鞋牛市的出现，限量版球鞋价格的不断上涨，炒鞋圈的财富神话不断涌现。

　　伴随炒鞋圈的疯狂，类似的骗局也随之出现。

　　刘远举提到，有国外知名球鞋“倒爷”分享自己的炒鞋经历，他在Yeezy 750 Boost发售时，通过各个渠道买来一共127双鞋子。随着鞋子价格被炒高，高价卖出，两天内获利22.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0万元。

　　银行发声提醒机构警惕炒鞋

　　这已经不是秦岳第一次被骗了。

　　在接触殷浩之前，他曾花费了三十多万元，在北京的一名贩鞋商处订购了一批球鞋，对方给了他一个国际物流单号，但最后他发现这批单号是假的，约定交货的限期过后，对方既没有发货，也没有赔付鞋款。

　　今年七八月，炒鞋圈频繁出事。10月14日，一则道歉声明在成都鞋圈大热，一位小有名气的“97后”鞋商因为炒鞋，导致资金链断裂，欠下千万贷款，在消失三个月后，他发出了道歉公告，说：“我是饼干，我是一个犯了错的年轻人。”

　　来自江苏的王虎(化名)，今年3月在朋友推荐下，在一个刘姓微信好友处开始订购“期鞋”。在支付了140多万的鞋款后，对方仅退回了二十万的本金和六十万的货物，剩余的六十多万，再也没了音信。他和其余几十人选择报案后，警方以“合同诈骗”立案，却迟迟没有传来后续进展。

　　秦岳自嘲，27岁的他已经是炒鞋圈的大龄鞋贩，更多的炒鞋者是“95后”的年轻人，其中多数是大学生甚至高中生。一旦上游鞋商出现问题，学生难以承受炒鞋失败的后果。他印象最深的是，微信好友中一名大学生休学炒鞋，起初时常发朋友圈“大学生休学创业怎么看”，过了两个月，被骗两百多万后，发朋友圈说，“大家别逼我了，我不想活了。”

　　炒鞋市场的乱象引发监管部门关注。10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下发简报，提醒机构警惕炒鞋热潮，防范金融风险。简报将炒鞋平台定义为“击鼓传花式资本游戏”。

　　截至目前，各个球鞋转卖平台，已将“闪购”、K线图、涨跌幅、预售券等功能陆续下架。

　　- 专家观点

　　炒鞋本质上就是在玩击鼓传花的游戏

　　长江案例中心杨燕主任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炒”这个行为在市场中很常见，一旦这个行为主宰和操纵了市场交易，那么价格本身就会逐渐偏离标的的内在价值或反映真实的供需平衡点，形成价格泡沫。

　　杨燕主任提出，炒鞋风潮背后有它的形成机制：在品牌的运作下，一级市场造成商品的稀缺感；诸如“毒APP”，“nice”等平台的撮合下，二级市场的价格竞争，这些稀缺商品的价格又被进一步推高；在价格波动中，引来一部分炒鞋玩家参与进来。

　　此外，平台引入的各类“证券化”的“创新”服务，譬如“期货化”的寄存服务、“期权化”的预售转寄服务，以及“杠杆化”的消贷服务，这些举措降低了炒鞋玩家的资金门槛和交易成本，提高了炒鞋“效率”，在监管的缺位下，大量的杠杆资金涌入市场，通过控制“货源”，制造“稀缺”，不断推高价格，吸引更多玩家入场高价接货，从中套利，而因“证券化”后无需实物交割，平台也可以“无中生有”自作庄家来牟取暴利。

　　杨燕认为，球鞋交易规模较小，在缺失监管的情况下，易被资本轻易操控价格，且市场上假货、次品泛滥，交易双方也难于鉴定真假、评定质量，这使得球鞋的“证券化”基本只是追逐外形，不过是投机套利的工具罢了。这种易被庄家或玩家操纵的交易市场，本质上就是在玩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旦价格泡沫被戳破，当这些大资本、庄家收割韭菜的时候，结局必是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