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田田事件背后:被形式主义的上级查抄与下级迎检

　　原标题： 李田田事件背后，被形式主义的上级检查与下级迎检 | 新京报专栏

　　就我亲身经历而言，李田田文中所提及的这种检查还算是比较轻微的。

　　文 | 曹东勃

　　近日，25岁湘西女教师李田田发文质疑频繁迎检遭“深夜约谈”事件，备受社会关注。李田田在文章中反映，自己为应对上级各类检查而频繁打扫卫生，耽误了教学。

　　10月17日，湘西州委书记叶红专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李田田提到的打扫卫生的情况，据初步调查是为了迎接教育部门对城乡均衡教育的阶段性检查。湘西将整顿一切形式主义的检查，教师有什么意见、好的建议，支持公开发表，他们也会及时调查解决。

　　20日，李田田所在的湖南省永顺县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成立调查组，对李田田老师及媒体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并严肃处理。

　　应该说，湘西州和永顺县的表态，切中了利害，呼应了公众期许。但是，该事件所披露的贫困地区基层迎检的形式主义，也值得我们深思。

　　“需要准备”的上级检查与下级迎检

　　实际上，李田田文中所指出的频繁迎检，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评估项目的压力，而是一些贫困地区在精准脱贫过程最后的收尾阶段，所面临的一种整体性草木皆兵、如履薄冰的氛围。

　　我也曾在过去一年间挂职某国家级贫困县，协助分管教育。起初，我习惯于不打招呼、下乡途中临时造访当地的乡村学校。后来秘书婉转提醒劝阻，这样恐怕不好，校方没有准备，又极为重视“上级领导”来访，所以最好要提前一天告诉他们，第二天再去。

　　我说，我一个挂职干部，不是什么“上级领导”，本身就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更没有什么评价考核“生杀予夺”的权利，下乡去纯粹只是为了了解他们的困难，无需刻意准备。

　　李田田老师讲述的自身经历，和我的上述记忆恰好相互印证。

　　压在乡村老师身上的非教育工作

　　但是，就我亲身经历而言，李田田文中所提及的这种检查还算是比较轻微的。

　　在一些贫困地区更为普遍的一种状况则是，让乡村中小学教师承担大量根本不属于教书育人的工作，协助乡村干部进行脱贫攻坚的数字统计、登记造册、报告撰写、材料汇总等，还要美其名曰“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分子、发挥读书人的作用”。

　　于是，诸多基层干部从文山中解脱出来，转场去畅游会海；基层教师从课堂中仓皇逃离，掉头去炮制文本。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整改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借由这样吊诡的方式从一个群体传染蔓延到两个群体，然后再各自去“治病救人”。

　　今年夏天，我曾带学生到某贫困县调研农村教育。在一个乡村学校的教室里，我们和十几位教师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几位教师都谈到了这种来自外部的无形压力。

　　他们说，类似“控辍保学”这种事，多少还算是学校和老师们应该做的，所以他们宁愿牺牲休息时间，去挨家挨户走访学生家庭，劝返那些因各种原因辍学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可是，其他那些莫名其妙压到学校头上的任务，与教学工作有什么相关性？

　　一位老师指着教室后面黑板报上的满满的“扫黑除恶”宣传文稿说，谁能告诉我，这类工作跟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关系？

　　教育部等部门一再强调清理、整顿各种打着“进校园”的名义强加给学校的“不能承受之重”。然而，在基层，一些无非是应付上级的专项检查，压到了与之没有太大关系的学校和老师身上。

　　打扫卫生成上级检查“标配”

　　回到李田田老师本身，困扰她的是贫困地区完成脱贫攻坚都要面对的一项一票否决的检查考核，即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评估认定。

　　而在记者采访中，曾在该县某小学义教4年的仲宝平表示，“在农村学校，面对上级的检查，首先想到的是打扫校园卫生，这似乎成为了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据我所知，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评估认定的十项指标中，既有硬件设施方面的要求（如生均占地面积、生均绿化面积、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生均体育场地面积、教学仪器配备、音体美器材配备、百名学生计算机、生均图书），也有软件条件上的要求（学生与教职工之比、高于规定学历的专任教师比例）等，七项以上达标则视为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