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他人“理财”是否构成受贿 从杨彬案说起(2)

最后,项目获利与杨彬职权无直接联系。杨彬主要通过其同学陈某某向工程总承包方打招呼的方式获取防水工程,即商业机会,后通过投入成本、实际经营获得利润。商业机会属于非财产性利益,收受商业机会的一般不以受贿论处。相关证据证实,杨彬作为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局长,并没有直接决定相关工程必须使用其经营的公司防水材料的权力,也未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为陈某某以及相关工程总承包方谋利。杨彬上述行为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杨彬虽不构成受贿罪,但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违规经营公司并获取利益的行为,违反了2018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四条规定,应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相关违纪所得已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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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彬将889万元放在姜某处“理财”,约定年化收益12%,后姜某将其中797万元用于投资项目,杨彬收到“利息”共计277万元,为何认定其构成受贿?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张本汉:杨彬以理财收息名义收受姜某所送277万元,应认定构成受贿罪。在审理过程中,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第一,从双方的主体地位来看,双方并非平等民事主体关系。杨彬利用职务便利在案件查办等方面为姜某提供帮助后,在明知姜某不缺资金的情况下,主动向姜某提出理财收息要求;而姜某向杨彬提出请托事项并获得关照后,在没有资金需求、没有明确投资意向的情况下,答应帮助杨彬“理财”。双方地位不平等,系请托与遭请托的关系。

第二,从客观行为表现看,杨彬与姜某之间除了约定年化收益12%外,从未对投资项目的方式、收益、风险承担及返还期限等事项进行协商。姜某拿到款项后,短时间并未使用,两年后才将其中797万元用于投资项目,上述行为明显有悖于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

第三,从主观故意来看,所谓的理财利息实质是杨彬利用职务便利为姜某谋取利益的对价,杨彬与姜某二人对此心知肚明。综上,杨彬以理财收息名义接受利益输送,本质上系权钱交易,构成受贿罪。

张艺恒:委托理财型受贿,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以民间借贷或理财的名义,将资金“出借”给请托人,由此收取高额的“利息”。委托理财型受贿的数额认定,应当对行受贿双方达成的合意内容,即对“收益”的收取情形进行判断。需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情形:一是请托人没有实际用款需求或理财计划,仍然送给国家工作人员高额“收益”的,应当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全部“收益”数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二是请托人具有实际用款需要或投资理财计划,但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的回报明显高于正常市场投资收益的,应当扣除正常市场投资收益部分后计算受贿数额。

根据在案证据,2018年至2021年,杨彬共存放889万元于姜某处“理财”,并获得“收益”277万元。从客观上看姜某没有借款需求,杨彬与姜某之间的理财协议仅系权钱交易的工具,是虚假的意思表示,本质上姜某系通过支付高息的形式向杨彬输送利益,因此277万元应当全部认定为受贿数额。至于姜某2020年下半年使用其中797万元投资的行为,两年的时间跨度说明姜某并无资金使用需求,其间给付所谓利息亦无依据,恰恰证明杨彬与姜某所谓理财并非真实理财行为,双方对以理财名义进行权钱交易持故意态度,且杨彬对姜某后续是否使用资金并不关心也不知情,杨彬主观上只想获得约定的利息,客观上也如约获得了约定利息,与该笔资金使用与否没有直接联系,故该情节不影响杨彬受贿事实及受贿金额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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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至2021年,杨彬利用职务便利为丙公司提供帮助,通过特定关系人许某某收受财物850万元,许某某是否构成受贿共犯?在证据审查上应注意哪些方面?

张本汉: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实践中,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犯罪,需满足“通谋+占有”两个要件。通谋,即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对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请托人财物有犯意联络。比如,一方进行转达、告知,另一方表示认可、默许,等等。占有,即特定关系人基于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占有请托人财物,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即可。本案中,相关证据证实,许某某主观上没有与杨彬就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丙公司谋取利益形成通谋,客观上没有向杨彬转达请托事项,也没有与杨彬相互配合实施利用杨彬的职务便利为丙公司谋取利益的行为,仅仅是在杨彬安排下代收相关贿赂款转交给杨彬,在杨彬与丙公司之间的行受贿关系中介入并不深,不符合共同受贿“通谋+占有”的要件标准。所以,针对该起事实,许某某与杨彬之间没有形成受贿共犯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