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毒品犯罪的刑法应对

众所周知,刑法由于其为制裁手段最为严厉且保护法益最为广泛的部门法对于稳定性具有极大的需求。倘若频繁变动刑法立法,不仅会有损其安定性,更会不正当地压制公民对自身行为的预测自由,有悖于现代法治国家保障人权的价值诉求。而通过刑法教义学激发现有罪名构成要件解释潜能的方法,可以同时兼顾刑法立法体系的安定性与对新兴危害行为的有效治理,因而目前为学术界与实务界所共同青睐。但是,当新出现的危害行为已超出了原有罪名构成要件可能文义的射程范围之时,倘若依然将其强行解释为符合原有罪名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不仅会有损法律条文的明确性,更会从底层逻辑层面侵蚀罪刑法定原则。所以,此时就有必要倡导修改刑法立法,引入新的罪名来规制新兴危害行为。

一、增设组织吸毒罪、传播毒品信息罪的设想

具体来看,网络涉毒行为造成的危害已经不局限在自己,而是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影响,并且给他人造成了危害,因此,在法律精神要求下将其纳入刑法治理工作范围之内成为禁毒工作新的要求。当前,我国立法对涉毒犯罪主要是严格规制,在司法实践中是严格掌控、从重惩处。但对于吸毒行为却以改造和挽救为基本,刑罚处罚较少,一般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这一罪名,并且对其实行从轻、减轻、缓刑化等量刑优惠政策,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缓化的面向。同时,实务中对吸毒人员自愿组织、聚众吸毒等违法行为尚未予以定罪量刑。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普及,网络毒品犯罪日益猖獗,为不使打击涉毒犯罪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必须在重构刑事政策理念上重源头打击、轻毒品消费的观念。对涉毒犯罪既要从源头遏制,又要关注毒品消费市场,不仅从重打击走私、运输、贩卖、制造等常见涉毒犯罪行为,也要对吸毒违法行为予以重视。

同时,从罪名体系无矛盾性的角度可知,涉毒违法行为中的组织吸毒行为,与相类似的涉黄涉赌涉假组织行为相比存在立法地位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在刑事法律规范上,赌博、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违法行为均早已收纳于刑法评价中,特别是将伪造货币和变造货币同列于一个罪状之中,并予重刑处罚;而有组织的聚众卖淫行为,也可能构成组织卖淫罪或容留他人卖淫罪,但仅有涉毒组织行为却在刑法调整的范围之外。此外,涉网黄赌假犯罪均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规制,但与之相似的互联网涉毒违法行为却存在制裁规范“空白”。因此,增设这两款罪名,可以实现对毒品犯罪源头和消费行为双管齐下,有效震慑犯罪行为。

二、从严打击互联网涉毒犯罪的帮助犯

其一,明确共同犯罪责任,从严打击第三方平台的帮助行为。对知道或应当知道他人从事吸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却仍给予帮助的第三方提供的交易支持平台,如给予互联网信号接入的企业或借用身份证给他人实施网上吸贩毒犯罪的个人,给予装载、中转、传送毒原料的物流服务公司,给予毒原料交易金融支付结算的公司等,均应以吸贩毒等犯罪共犯定性。同时,鉴于各类帮助犯在整个犯罪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及互联网涉毒犯罪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对上述罪犯应从实质意义上犯罪支配的角度来认定为主犯,而不应草率地以从犯处置,且在量刑中不应予以从轻、减轻的处罚情节。

其二,参照涉网赌博等犯罪的有关司法解释,降低第三方平台主体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在互联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些服务商、中间商为攫取不正当利益,默认甚至能动地为涉毒等犯罪活动提供各种帮助,一旦犯罪活动被侦破时,他们往往以主观上没有罪过或没有故意罪过等主观构成要件阙如类事由为自己辩护。对这些问题,我们可借鉴涉网赌博、互联网传播淫秽物品等相关司法解释来认定,如涉毒犯罪第三方平台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主观轻率:一是在相关职权部门采用书面告知或他人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明示后仍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涉毒犯罪顺利完成的;二是第三方服务平台获取的服务费与同类市场收费存在明显差异的;三是在执法人员调查取证中,故意逃避或扰乱调查,存在拒绝提供、故意篡改和销毁数据、账本,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等行为的;四是严重不作为,未履行法定告知、监督等职责,使涉毒犯罪顺利完成的;五是有其他证据证实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经过这一调整之后,网络第三方平台在治理网络涉毒信息方面的注意义务与监管义务都会得以适当增强,以避免其滥用“避风港”原则来逃避法定信息监管义务,从而使网络涉毒犯罪的治理工作得以更为高效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