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如何开展司法调解工作

1943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颁布首个调解法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司法干部，应详细研究，耐心执行，以达减少诉讼，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经过不懈探索和有力推进，司法调解成为边区“大调解”工作的领跑者和主力军，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称赞和信任。

贯彻基本精神，保证司法调解工作方向不偏

《条例》是做好新民主主义社会民间纠纷调解工作的基本遵循，其基本精神就是“宜调应调，减少讼累”。边区高等法院一以贯之执行边区政府命令，指示边区各级司法机关深刻领会好、坚决贯彻好《条例》的基本精神，保证司法调解工作方向不偏、力度不减。

从司法调解的角度去看，《条例》对宜调原则规定了两个必须条件。一是宜调的范围包括一切民事案件和《条例》所列22种类型刑事案件之外的其余各类刑事案件；二是当事人同意调解。针对当时对刑事案件是否宜调的争议，《条例》颁布之初边区高等法院重点就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进行了阐释，指明了刑事案件宜调的工作方向。一方面明确了17个类型的受害主体属于私人的刑事案件，要求大胆试行调解，特别指出伤害、侮辱、毁损及侵占私有财产等案件要先行先试。另一方面明确司法干部要“斟酌实际情况，得受害人同意，以及刑事政策上的实益，灵活运用，分别办理”，确定宜调或者不宜调。还专门举例说明：比如要留心考察刑事被告人的品质、知识、职业、生计等，“如其平日是务正业的，并非恶劣或二流子之类，而其家庭生计又全赖彼一人维持者，偶一触犯刑章，可以利用调解方式进行调解”。又如盗窃罪，对初犯者，如果能让被害人恢复其损失获得实益则宜调解，对累犯者不宜调解。

在司法调解工作实践中，尤其在县一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强迫调解、调解一些不宜调解的刑事案件、宜调的案件没有调解而简单化一判了事等偏离“宜调应调”基本精神的情况，群众意见也很大。对此，边区高等法院专门发出指示进行纠正，重申基本精神。特别指出：“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不得加以任何阻止或留难”“刑事案件如反革命、土匪、杀人、抢劫、盗窃、拐骗、赌博、吸大烟、贩毒等危害社会行为，须送司法机关审理，一律不准调解。刑事案件，如属因一时气愤或过失引起的轻微伤害，群众不反对调解者，亦得调解解决”。

推行操作实务，促进司法调解工作规范开展

边区高等法院着眼于增强司法干部的调解工作技能，基本构建起司法调解工作全链条式的操作实务，通过下达指示、司法工作会议报告、法院院长解说等方式予以推行和解释，尤其要求司法干部重视细节把握，促进司法调解工作规范开展。

在程序步骤上，要求司法干部必须将案情全部了解，得出是非曲直之所在，还必须了解当事人心理，以及当事人的生活情况，酌定调解方案。而后耐心说服，获得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承诺。指出当事人“以气争时，待毕其词，再为说服”。

在工作态度上，指出调解过程中司法干部要平和、耐心。“平和”要求“始终如一，勿矜才，勿生气，融易新媒体，寓教育感化之意于处理案件中”。“耐心”要求“一次、两次不能解决，可展缓时日，留当事者以融解醒悟之机”“如初次调解承诺后，复又翻异者，亦可再次进行调解，要耐得烦，忍得气，态度要庄正诚恳，要苦口婆心，不可存躁急和厌恶的心理”“人非草木，总有回心化悟之时。倘仍固执不悟，无理而争持不休，再予以合理判决”。

在提出调解办法的原则把握上，强调要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照顾民间善良习惯，既合人情又合法理。违反政府政策法令或迁就民间落后习惯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耐心的说服和纠正。举例“如济贫恤幼、土地永佃权、开荒三年不问主等，就是善良习惯；户族买卖优先权、为儿打砂锅等，就是落后习惯”。

在调解笔录制作上，要求司法干部必须记录双方当事人承诺的条件，当场朗诵无误后，由双方当事人署名盖章或指印存卷。再照此双方承诺的条件制作调解笔录，并写明系双方各自情愿并无压抑强迫字样，送发双方当事人收执为据。

树立学习标杆，引领司法调解工作迈步前进

1944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所作报告的“关于改善司法工作”部分首次提出“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的工作要求。1944年3月，《解放日报》刊登题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的文章，用一个判决案例和两个调解案例解读了什么是马锡五的审判方式，最后归结为“一句话：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这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