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么土 为啥被年轻人当偶像?

这个“农民院士”又带来一个好消息

环球人物微信公号消息，这些年，只要提起“朱有勇”的名字，许多人就会想起“土豆”。

4年前，朱有勇把老乡种出来的土豆带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推广。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他，因此收获了“土豆院士”的称号。

如果你曾在云南省澜沧县的农田里看见他，或许认不得这是一个“院士”。他时常头顶草帽，卷了半边裤腿，扛着锄头，脖子上还搭一条毛巾，吧嗒吧嗒地和农民聊天。

他和农民打成一片，手把手地教他们种土豆。丰收时，他还会乐呵呵地举起两个个大光滑的土豆在脸颊旁比划，“这土豆好不好?”

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农民院士”。

在党的二十大代表通道上，这个“农民院士”又带来一个好消息。他和团队成功研发了水稻旱地种植新技术，实现了“水稻上山”。

他说，“水稻上山”很受农民的欢迎。今年，蒿枝坝村推广了405亩，最高亩产788公斤，人均产量超过了1000公斤。

“成功解决了口粮生产的难题，饭碗牢牢地端在了我们自己的手中。”这句话分量也如有千公斤重。

“我们的活儿，就是要把天拉长、地拉宽。我不光研究土豆，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 朱有勇说。

深山里的赤脚少年

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地处云贵高原南端，地势高耸，属于深山区。这是一个贫穷又偏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位于红河边，离市区23公里，距昆明则有320公里之遥。

1955年11月16日，朱有勇在这里出生。父母共生育6个儿子，只存活5人，其中第二个儿子在3岁时夭折。

朱有勇排行第四。父母取名“勇”，是冀望儿子有勇有谋，能靠自己的力气生活，一辈子不再饥饿贫困。

年少的朱有勇未必能读懂父母的苦心，但那份吃苦坚韧的品质，早早刻在了骨子里。

家穷无鞋，他常年赤脚在山路上奔跑，脚底板磨砺得又厚又粗、灰黑生硬，格外耐硌，即使走在尖削的石子路上，也浑然不觉。

9岁那一年，母亲给他买来了人生的第一双鞋——一双塑料凉鞋。他高兴地抱着鞋子，绕村跑了一圈，再小心翼翼地穿上。习惯于自由的双脚被软软的塑胶套住了，别别扭扭，极不舒服。

不穿鞋可以，但吃不饱不行啊。

那时，生产队只是种玉米、水稻和马铃薯(云南人习惯称为洋芋)。品种不多，产量也不高。水稻每亩只有一两百公斤的收成，而马铃薯长得像鹌鹑蛋、羊粪球，亩产只有六七百公斤。

由于吃食少，朱家一天只吃两顿饭，午饭就省去了。每天中午放学时，朱有勇的肚子就饿得咕咕叫。没有办法，他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天，融易新媒体，盼着太阳快快落山，吃晚饭。

朱有勇10岁那一年，村里来了几位农科所的技术员，手把手地教村里人插秧。

插秧，祖祖辈辈不是都这么插吗?不管在保水田，还是雷响田，插上“梅花秧”——秧苗不规则，像花瓣一样散开。

技术员说：“插梅花秧不高产，要改为双行调栽。”

村里人半信半疑，只好照着样子插秧。

到收获时，产量果然翻了一番!全村人惊呆了。

朱有勇也瞪大了眼睛：科技如此神奇!

农民、科技、云南、粮食……彼时的这个少年没想到，这些关键词陪他走了大半生。

“我不走了”

朱有勇的确“有勇”。

他在1987年获得云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专业硕士学位，1996年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回国。随后，他被任命为云南省植物病理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找合适的大块试验地。

他的“胃口”比较大，需要一次性征用成方连片的600亩甚至更多的土地，这涉及几个村的数百户人家。这个要求提出后，乡里和村里的干部们满面愁容。

他约了一场饭局，桌上摆着小酒杯，大家文文静静地客套着、浅饮着。乡长是一个爽直刚硬的中年汉子。他手里拿过一只碗，满满地倒上白酒，而后看着朱有勇，试探着说：“你如果能喝下这碗酒，什么都好商量。”

众人的眼光，齐刷刷地看着朱有勇。

他也直盯盯地看着众人，爽快地端起这碗酒，一饮而尽。

原来，乡长、村干部以为他是国外回来的洋博士，高高在上，与他们是两路人，却不想，他也是“泥腿子”出身，也是农民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