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疫后综合征”：如何减少疫情对心理健康的长期损害？

    陆林：约有1/3的人受“疫后综合征”困扰

    “传染病大流行后，人群创伤后应激症状的患病率高达22.6%。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我国群众的精神心理问题同样突出，约有1/3的人受‘疫后综合征’困扰，其中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患者及其亲属、具有职业暴露风险人群的精神心理问题发生风险更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陆林院士团队对公众及隔离人群面临的精神心理问题及影响因素所作调查研究结果，研究论文近期在精神医学领域顶级期刊《分子精神病学》在线刊登。

    为遏制疫情采取的一些防控措施，如隔离观察和延迟复工，也会对大众的情绪产生不良影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心理健康和脑功能损害作为灾难的次生伤害，持续时间长且影响重大，严重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陆林院士说。

    陆林院士强调，有必要进行长期的随访研究来探索新冠肺炎疫情对人们精神心理及脑功能的长期影响及神经机制，并建立有效的干预策略。他说：“‘疫后综合征’作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受到国家高度重视，探索新冠肺炎疫情对精神心理问题和脑功能的长期影响及其机制，有助于早期识别高危人群及舆情信号，积极采取个体化干预措施，将疫情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降至最低，并在应对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健康挑战中，贡献中国智慧，融易新媒体，提升人类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心理健康和脑功能损害的能力。”

    基于既往的研究结果和临床经验，陆林院士指出，为减少新冠疫情对心理健康造成的长期损害，应对全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筛查。“应对新冠肺炎患者和康复者、丧亲家属、医务人员等高危人群的心理健康进行定期监测，对普通居民进行精神心理健康普查，全方位系统评估本次疫情对不同人群精神心理健康的影响，动态观察人群情绪变化轨迹，以期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他说。

    其次，要加强疫情后不同人群精神心理问题的有效干预。陆林院士建议，整合不同部门的心理服务资源，充分发挥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不同专业队伍的力量，提供个性化诊疗并长期随访，完善转介机制，促进精神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精神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此外，陆林院士认为，还应提高心理卫生知识的宣传力度。“目前，大众对精神卫生知识了解得还较为有限，精神心理疾病的污名化水平较高、病耻感较重。未来应大力开展精神卫生知识的科普，加强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认识，及早识别异常的心理疾病信号，提升全民精神卫生素养。”

    最后，还需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我国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的不足。未来应不断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将疫情心理危机干预作为重点工作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之中，制定心理危机应急防治预案，针对不同目标人群提供不同的心理服务，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心身健康造成的伤害。”陆林院士说。

    典型案例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28岁的王依依非常恐慌。她还是单身，一个人住在武汉，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被感染，所以严格遵守居家隔离的防控措施，甚至连家里的窗户都不敢打开。她每天不断搜索与疫情相关的最新消息，仔细查阅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表现，可还是觉得自己的嗓子开始有些不舒服，而且全身乏力、手心出汗，有些头晕、胸闷。有了这些“症状”她更害怕了，脑子里控制不住地胡思乱想，无法入眠，每天几乎要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着。她不敢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家人和朋友，害怕他们会担心，于是自己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后来，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她终于鼓起勇气，在做好充分防护的前提下到医院就诊。医生告知她只是普通感冒，好好休息即可。但她仍然放心不下，老是担心自己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每日坐立不安，什么事情都没法静下心去做，经常一个人在家走来走去，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典型案例二：同样生活在武汉的吴兵，情况也很糟糕。吴兵是个出租司机，43岁，已经结婚，有一个儿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隔离措施的全面实施，吴兵只好停工在家。面对房贷、柴米油盐和孩子教育费用等经济负担，一股无力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看到孩子在家整天玩游戏，不好好上网课，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与孩子发生严重争吵，父子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严重时孩子甚至以离家出走相逼。在各种压力面前，吴兵感觉自己要喘不过气来，整天郁郁寡欢，没有精神，胃口也变得很差，不想吃东西，整天躺在床上，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他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觉得自己很没用，经常在深夜里通过喝酒来缓解郁闷的心情，对未来也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