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年前，人类或已沿东南线登上青藏高原……

    至少一万年前

    人类或已沿东南线登上青藏高原

    史前时期，究竟有哪些人群从哪些方向登上了青藏高原？各国的科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答案。日前，首都师范大学陈宥成副教授和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等合作发表了新研究成果《晚更新世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新视角：通天河流域石核—石片工业》。

    最终的研究方向是揭示人类如何逐步适应青藏高原的极端环境

    2017年，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团队申请了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青藏高原全新世人类活动对环境演变的响应》。这个研究的目标是远古以来人类对青藏高原环境演变的适应过程，即揭示在青藏高原这样的极端环境区内，环境演变与人类生存区域、生存方式有何内在联系。

    “早先的研究者在上游的通天河治多段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参雄尕塑细石器遗址。由此我们设想，既然在上游海拔更高的地区都发现了石器时代的遗址，那么通天河海拔较低、更适宜人类生存的玉树—称多河段没有理由发现不了早期的人类遗存。”据侯光良教授介绍，以往的研究显示出青藏高原史前石器工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指出人类早期向青藏高原扩散可能存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和多样化的扩散路线。目前，学术界占据主流的观点是人类从高原外的东北部扩散至青藏高原。相对而言，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科考工作较为薄弱，旧石器考古发现非常稀少。于是，在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项目联合资助下，侯光良教授、陈宥成副教授团队在2018、2019年夏季，对青藏高原腹部三江源地区通天河玉树—称多河段两岸进行了系统调查。

    “原本预想发现细石器遗址，没想到发现了更为古老的典型石核—石片工业”

    侯光良教授表示，过去一般认为由于青藏高原自然环境严酷，人类占据青藏高原的历史并不长，“但是遗址的发现超出我们的预料，高原腹地发现了历史更古老的石器遗存”。据统计，研究团队在塘达遗址2-4级阶地面上共发现石制品67件，歇格遗址2级阶地面上共发现石制品43件。两个遗址新发现的石器工业特征鲜明，均属于石核—石片石器工业，以附近河床优质绿色硅质岩砾石为主体原料，石核以双面剥片和单面剥片模式为主，石制品尺寸较大，工具类型以刮削器为主体，存在少量砾石砍砸器。

    “原本预想发现细石器遗址，没想到发现了更为古老的典型石核—石片工业。”侯光良教授说。

    细石器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工艺所产生的石制品，东亚地区多以压制法或间接打法所剥离的细石核、细石页为代表。

    由于高原强烈的风蚀雨淋和地层变动，往往导致年代久远的历史遗迹直接暴露在地表。目前揭示青藏高原早期人类历史相对丰富的材料依然是石器。石器在青藏高原上能够长久保存，在没有被埋藏的情况下也可以保存数万年甚至更久，因此成为追寻早期人类踪迹重要的方向标。

    “与此前发现的石器工业不同，塘达和歇格遗址是中国青藏高原腹地首次发现的、典型的石核—石片工业。”侯光良教授表示。塘达和歇格遗址的石核-石片石器工业，剥片序列信息清晰单纯，完全不包含细石叶、石叶等技术因素；剥片模式清晰稳定，为进一步追踪石器生产者的身份、年代及来源问题提供了可能。

    “已有考古证据显示，这些剥片模式信息可以通过早期人类社会的教授—学习传递系统延续数万年而保持稳定。”陈宥成副教授表示，青藏高原发现的石器工业所蕴含的剥片模式信息不仅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年代学意义，还能在大区域的视角下帮助标记和追踪不同史前人群，进而有助于了解早期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时间和路线。

    塘达和歇格遗址石器与长江三峡地区遗址中石器剥片模式“具备较近的亲缘关系”

    “我们将塘达和歇格遗址石器工业与东亚更新世遗址石核—石片工业进行了广泛的比对。”陈宥成副教授介绍，据现有考古材料，青藏高原全新世时期石器工业均含有或多或少的细石叶工业因素，而塘达和歇格遗址单纯的石核—石片工业在青藏高原全新世时期遗址中尚未发现，显示遗址的年代可能早于全新世。

    “研究结果初步显示，融易新媒体，塘达和歇格石器工业与长江三峡地区遗址石器剥片模式具备较近的亲缘关系。”据陈宥成副教授介绍，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考古学者在重庆长江三峡两岸的2-4级阶地调查并发掘了多处旧石器遗址，长江三峡地区不同河流阶地发现的以附近河床砾石为原料的硬锤剥片，剥片策略以单面剥片和双面剥片为主，工具类型多为单面加工的刮削器，另有部分砾石砍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