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还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的制约,难以实现市民化的问题,《意见》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等,有针对性的解决了上述问题。”王一鸣表示。
对于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王一鸣指出,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为重要。《意见》主要针对金融资源主要流向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提出放开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增加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机构体系。
彭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使之真正成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意见》提出要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方向,改革完善股票市场发行、交易、退市等制度。对债券市场,强调扩大市场规模,丰富市场品种,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并提出探索对公司信用类债券实行发行注册管理制。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趋增大,影响广泛。
对于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刘世锦认为,技术对创新发展至关重要。《意见》强调要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培育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促进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融合发展。他认为,科研活动的国际合作是技术要素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推动外籍科学家领衔承担政府支持科技项目,同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畅通海外科学家来华工作通道,为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创新创业提供便利。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正在成为国际竞争制高点的背景下,加快培育技术要素市场,对于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王一鸣说。
对于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宋晓梧表示,把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单独列出,反映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新特征,也是《意见》的理论创新点。《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数据权利体系,根据数据性质逐步分类确权赋权。对于有主体信息的数据,明确该主体的所有权,完善个人信息授权制度,允许授权使用;对于主体信息不明、采用脱敏技术处理或深入分析挖掘的数据,明确数据开发主体的所有权,赋予企业这些数据信息的自主使用、共享、开放和交易,要求企业采取措施防止脱敏后的数据追溯到用户或者被复原。宋晓梧认为,这对于探索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支持构建多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场景,全面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指出,数据是一种在互联网时代涌现的新型生产要素,在产权界定、配置模式、定价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有待探索的议题。数据要素化和要素市场化的过程双重叠加,使得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进程更为复杂。为规范市场秩序、激发市场活力,应当兼顾合规需求和创新空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考虑中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据密集型产业的领先地位,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鼓励市场主体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各种有益的创新和探索。
厘清市场与政府边界 奠定长远影响
多位专家指出,完善要素市场,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是关键。《意见》在“顶层设计”上充分体现了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改革方向,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正确界定“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两者发挥作用的边界,为深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带来长远影响。
王一鸣认为,《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政府定价机制由制定具体价格水平向制定定价规则转变”,也就是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充分体现了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改革方向。
“在全面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探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守住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底线。”周黎安认为,《意见》在论及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重点提到了政府应该扮演的积极角色。这包括“完善政府调节和监管,做到‘放活’与‘管好’有机结合”“提升监管和服务能力,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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