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电商的末日到了，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强有力的强制措施

近年来，规模化、公开化传销活动得到有效遏制，传销多发、频发态势明显扭转。但是，随着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兴起，社交电商类网络传销已成为危害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稳定的“灰犀牛”问题。

有的软件以“躺赚”“走赚”“玩赚”等噱头吸引用户下载，涉及购物、新闻订阅、影音播放、教育培训、输入法、健康运动等各个领域，融易新媒体，存在拉人头返利的推广模式；还有的打着“多层分销”“拼团砍价”“爱心互助”等名义涉嫌开展传销活动。

社交电商类网络传销治理难点

（一）监控资源掌握少，头目定位难。在社交网络中，成员称谓多以各种昵称代替真实姓名，传销组织各级头目之间多利用网络、手机联络，上下线之间通讯联系通常不显示号码，有的甚至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集体用户”短号来躲避监管。传销头目往往躲在幕后，在没有专业大数据分析定位手段情况下，如果缺乏跨区域的执法联动及公安、网信等部门介入，很难发现传销源头。

（二）监管手段不到位，调查取证难。社交电商类网络传销案件普遍涉及人员多，且遍布各地，逐个调查核实身份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市场监管部门缺乏技术支撑人员身份信息核对，对涉案资金流向也缺乏调查追踪技术，要完成传销人员信息、资金链取证十分困难，固定形成证据链更是难上加难。

（三）追诉标准不匹配，处罚力度不够。依据刑法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规定，公安机关只能对传销的“组织者、领导者”予以刑罚，但传销组织大多采用单线联系、隐秘发展、份额传承等规避手段，发展的下线人数是否达到“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难以准确认定，无法追究传销头目的刑事责任。即使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刑事打击也只能针对30名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上线传销头目人员，对其他人数众多却构不成刑事处理的中低层人员处罚手段不足。

社交电商类网络传销治理对策

（一）落实网络平台责任。结合《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优先落实社交电商类网络平台责任，应明确社交电商网络平台如未履行实名认证制度，应就传销活动向被侵害人承担连带民事赔偿义务。平台应从严审核入驻单位资格，所有发布商业信息的用户必须注册登记，并在信息页面醒目位置公开营业执照信息或电子链接标识。可以借鉴阿里巴巴发布大数据“打假地图”的做法，鼓励支持社交电商平台协助政府职能部门绘制“传销活动热力图”，实现对线下传销窝点的精确打击。

（二）提高信息监管能力。以网络实名认证为基础，探索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取证等技术运用于网络传销治理。通过“敏感词检索”“数据关联”等信息检测手段，开展网络传销线索排查。积极推进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信息资源共享，及时修改完善电子数据证据取证工作相关指导意见，提高数据取证、固证能力。

（三）完善处罚联动机制。探索建立社交电商类网络传销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将违法情况纳入企业信用监管范畴，向公安、网信、金融等部门及时通报违法信息，加强内外沟通，实现信息联动。对涉嫌违法主体要及时进行金融信贷、往来款结算、资产转移等方面限制，实现“从快处置，初步认定，多处受限”。建议完善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必要的、强有力的行政强制措施，以适应社交电商类网络传销行为的特点，如对违法主体银行款项查询和强制划拨权、冻结权等，提高执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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