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也不避讳民营银行存在的劣势：“银行受监管的要求高，各类业务的流程及合规性要求严格，相对金融公司，这方面的成本会比较高；银行的风险容忍度低，行内有独立的风险部进行控制，所以偏向较低风险的产品，不会进入部分金融公司涉及的高风险产品领域；尤其客户对银行的要求和预期相对较高，若是银行发生问题或产生风险，容易引发重大舆情事件，所以一旦出现问题，银行会付出更高的代价和成本。”
郑佳认为，互联网型民营银行可以依托背靠的股东如腾讯、蚂蚁金服等获得流量，而非互联网型民营银行利用股东资源展业，监管更认可，地域限制较少，更值得民营银行尝试。众邦银行与华瑞银行便是例证。
众邦银行发起者和第一大股东都是卓尔控股。依托卓尔控股的交易平台，众邦银行快速实现客户转换与场景切入。截至2018年11月30日，众邦银行贷款规模达91.03亿，贷款客户累计达2.85万户。而与外部机构合作，风险难以把控，易衍生问题，招致监管重点关注。此前就发生过民营银行与租房平台合作，后者倒闭导致众多租客征信逾期，投诉不断的情况。
仍被“卡脖子”
除了无法拓展物理网点外，另一个民营银行“卡脖子”的地方是负债来源单一。
据《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同业拆借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网络进行的无担保资金融通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银行都能够通过同业拆借获得资金。据2016年发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业务操作细则》的规定，民营银行成立两年之内无法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开展流动性管理。除此之外，民营银行成立三年内难以通过发行金融债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对此，包括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工商联主席、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在内的多民民企代表曾提案、或在公开场合建议优化民营银行发展环境，放宽民营银行准入条件。在市场准入、退出和资金来源方面给予更多便利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