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放流能救中华鲟吗？

原标题：人工放流能救中华鲟吗？

　　已经连续第4年了，科研机构还是没有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

　　没有卵，也就没有可能孕育新生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鲟鱼专家组成员危起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确认了这个坏消息。自然繁殖中断，成为中华鲟这一古老物种面临的最大困境。

　　“情况不乐观。”他叹了口气，“有可能，中华鲟就这么走了。”

　　“自然种群已严重衰退，生存状况十分濒危”“古老的鲟鱼似乎卷入了灭绝旋涡”“中华鲟的野生种群走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翻看近几年刊载的论文会发现，来自不同科研单位的作者，在描述中华鲟现状时，都带着一些慨叹和悲情。

　　但好在，保护的窗口期还没有关闭。

　　今年4月中旬，一万尾子二代中华鲟，从湖北宜昌滨江公园胭脂园放归长江。这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30多年来的第64次中华鲟人工放流。

　　人工繁育的中华鲟后代，背负来自人类无言的期待——期待它们能补充中华鲟野外种群，给中华鲟带来新的希望。

　　自然繁殖中断，危险的信号

　　2020年的秋季监测无功而返。实际上，从2017年到2020年，连续多年，那绿豆大小的卵，再没有出现过。

　　中华鲟，1989年就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目前已极度濒危。

　　这是一种海河洄游性鱼类，身躯庞大。在长江生活了上亿年，它们形成了一套适应长江环境的产卵繁殖机制。

　　中华鲟在长江上游出生，在海洋中度过生命的大部分时光。但繁殖启动的信号来临时，它们就会像被什么指引着一般，准确地找到长江口，溯河洄游三千公里，回到他们的出生之地，抵达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宜宾—屏山）河段产卵繁殖。

　　后来，葛洲坝水利枢纽阻断了中华鲟的洄游繁殖通道。为保护中华鲟，1982年，经水利部批准成立了中华鲟研究所。它是我国首个因大型水利工程兴建而设立的珍稀鱼类科研机构。

　　中华鲟研究所姜伟博士告诉记者，中华鲟是一个旗舰物种，它有强烈的指示意义。其种群的资源量水平、野外种群的状态，是长江和海洋流域健康状况的系统性体现。“如果要选择一个能够代表长江生态系统的种类，那就是中华鲟。”

　　保护大鱼，难；保护生活史如此复杂的大鱼，更难。姜伟说，当初做中华鲟保护工作，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这绝非朝夕之功。

　　如今每年秋季，多家科研单位会在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开展监测调查。

　　中华鲟是少有的秋季繁殖的鱼类。中华鲟卵，黑色，绿豆大小，黏性很强。它们会“藏匿”在砾石表面或缝隙内，这或许是中华鲟父母为孩子躲避敌害选择的一种策略。

　　危起伟告诉记者，监测方式主要有四种：水声学探测，用来探明调查区域内中华鲟亲本数量；江底采卵，用河流底层网采集样品直接观测；水下视频观测，由船舶搭载高清摄像头在江底逡巡；还有一种传统的方式——解剖食卵鱼。

　　2020年的秋季监测无功而返。实际上，从2017年到2020年，连续多年，那绿豆大小的卵，再没有出现过。

　　这确实是个危险的信号。

　　很难知道中华鲟的确切数量。科研人员一般通过对产卵场江段的监测，来推断种群的情况。

　　危起伟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据：上世纪70年代，每年洄游到长江的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达2000余尾。上世纪80年代葛洲坝截流后不久，每年到达葛洲坝下产卵场的中华鲟繁殖亲鱼数量持续下降：2009—2012年间，下降至100余尾，2013年以后进一步下降至100尾以下，2017—2019年洄游群体的数量仅有约20尾。

　　如果画成图，你会看到一条随时间陡然下跌的曲线。

　　危起伟分析了中华鲟种群下降至此的原因：葛洲坝的修建，阻隔了中华鲟的洄游通道，它们丧失了曾经分布在葛洲坝上游的产卵场。长江上多个水电工程蓄水运行形成的滞温效应，使得中华鲟繁殖季节水温升高，进一步压缩了它们自然繁殖的时间窗口。再加上捕捞、航运和污染等多重因素，中华鲟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全人工繁殖技术已突破，人工增殖放流存争议

　　人工繁育中华鲟的最终目的，还是让它们回到长江，让它们补充野外种群。30多年来共放流中华鲟700万尾以上，但中华鲟资源增殖“收效甚微”。

　　危起伟团队曾在2020年初发表了关于白鲟灭绝的论文。那是一种体型更大但公众认知度更低的生活在长江里的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