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团队如何高质高产？这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如是说

原标题：科研团队如何高质高产？这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如是说

　　美国加大洛杉矶分校科学家杨阳教授。　受访者提供

　　1997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当时得到的科研启动经费是十万美元，加上大约30平方米的实验室空间。

　　23年一晃而过，我的研究团队一直站在有机光电领域的世界前沿。我培养出48名博士、55名博士后，其中约40人成为散布世界各地的高校教师，还有40%的弟子进入苹果等高科技公司，其他人自行创业或加入创业公司。我发表了超过400篇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引用量超过115000次。在谷歌学术搜索引擎上，截至2020年11月，我的H指数为156。我还拥有80多项正在申请或已授权的专利。2016年，我被汤姆森路透集团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科学家之一。

　　我经常思考，我的科研团队高产的秘密是什么？可不可以当成某种小规模试验加以推广呢？因此，2018年5月，我应施一公校长的邀请加入西湖大学，希望把培养学生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和通识教育提供路径。

　　2020年10月，我辞去西湖大学工学院院长、讲席教授职务回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但这些念头仍在发酵。我想，不妨先把我的科研之路和带领团队的经验如实记录下来，为年轻科研人员，特别是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高校教师，提供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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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台湾出生成长，1982年于台湾成功大学物理系拿到学士学位，1985年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攻读研究生。

　　读本科时，我只是一个平均分不到70分的物理系学生，不会考试，也不知道怎样拿高分，虽然很努力，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但到了美国后，尽管就读的大学排名将近第200名，但老师们个个鼓励学生讨论，就算意见不一样也很欢迎。我这人天生就喜欢问各种问题，这种鼓励学生发表看法的科研氛围，让我如鱼得水，一下子变成一个门门拿A的学生。

　　在美国读研，最大感触是做习题——规规矩矩地做，常常做完就是深夜，有时还会做到天亮，而且老师批改很严，不对之处都会挑出来。对学生来讲，这就是一个蹲马步打基础的过程。因此我当老师后，通常不希望一年级研究生做科研，而要求他们专心修课，因为错过这个打基础的时期，对他们今后职业生涯有百害而无一利。

　　求学期间另一件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事，就是当了五年助教，让我深深体会到教书的乐趣和与学生交流的重要性。现在很多研究生认为当助教耗费时间，但换个角度看，它帮助我学会如何与学生打交道，锻炼沟通和讲演技巧，同时也让我认识到自己对教书有股热情。因为当过助教，我很早就认识到教学之所以令人着迷，就在于它借由人和人的互动，产生对一个人、一个班级或一个学校的重要改变。

　　199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我拿到多个工作机会。我想将来做教授，所以最后选择到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做博士后。当时博士后薪水只有一年2.2万美元，不到有家公司给我的一半，也不能拿到绿卡。我那时很穷，很需要一份好的收入，就连导师也劝我留在当地。但我太太非常支持我去加州，我们都认为，人一定要有一些梦想，不能只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就租了一辆货车，从美国东北沿海出发，开了大约五千公里，穿越美国大陆搬到西海岸。回头看，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我走出生活6年多的“舒适区”，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到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后，我开始从事光学物理研究。实验非常不顺利，我夜以继日地做，很累，可就是没有结果。10个月后才发现，我用的激光仪器头一天就坏了。虽然累惨了，却也练出一身功夫，知道如何发现和排除故障。我当时的老板布赖恩·科勒教授是德国后裔，十分重视自己动手，训练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也都特别强。

　　做博士后大概8个月后，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读MBA的朋友，他在帮还有两年合约的博士后太太找工作。我问他为什么动手这么早，他说，你永远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来，如果没做准备，机会来了也会错过。这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促使我也开始找工作。

　　当时，加州有家公司叫UNIAX，刚研发出柔性高分子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老板阿兰·黑格教授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黑格教授邀请我去面试，但正式面试时，他直截了当告诉我，公司已决定录用一位来自英国剑桥的科学家，对我的面试只是走过场，因为美国移民局规定如从海外招聘，必须先面试当地3名同类人员。我听后，没有沮丧和放弃，而是想，我一定要表现最好的自己，让他们没有办法拒绝。两周后，黑格教授打电话通知我被录用，我高兴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