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金交所走向终局：金融泛化野蛮生长，全行业将遭关停(2)

总之，对于此次关停金交所，监管层及各地政府在幕后已筹备多时，考量了各方面的诉求和利益，力求“稳妥”。因此，投资人们倒也不必过分担心。

针对“伪金交所”，四地在公告中也都表示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并强调各市场主体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和名义，直接或间接为各类发行和销售非标债务融资产品提供服务和便利。

2021年9月，证券时报独家侦查揭露了打着金交所旗号，为各类面向公众的违规理财产品提供融资通道的“伪金交所”的存在，引起监管部门高度重视。监管层针对“伪金交所”乱象指挥各地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持续至今，取得明显效果。

据记者了解，专项整治活动以来，各地对百余家认定为“伪金交所”的公司进行了整治清理，很多公司或遭注销或更名。目前，地方省市县三级已经明确了涉“伪金交所”主体的相关范围，杜绝地方政府部门再以各种形式为相关公司批文增信，加强源头监管，将对“伪金交所”及各种变种的清查常态化，有效遏制了“伪金交所”进行的不法金融活动。

今后，随着金交所不复存在，依附其上的“伪金交所”更成了无源之水，此前“硬蹭来”的所谓政府背书效应也将一并褪去。社会公众和广大投资人也要对通过这类公司发行的不法理财产品谨防严防。

价值何在

2010年5月，我国第一家金交所（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成立。其后，各地设立了一批金交所。期间大起大落，直至今日迎来全部关停的终局。

何以至此？一言以蔽之：金交所出现以来，在产生巨大危害的同时，却极少创造有益价值。

一切都要从金交所的定位（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和属性（早期金交所发起方多为国企，须经省级政府批准方可设立）说起。

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的定位，加上地方政府的隐性信用背书，让金交所成了各方都想拥有、利用的优质稀缺资源。很多金融市场落后、金融资源欠缺的省份大开绿灯，批准设立了多家金交所，如贵州一省最多时就有六七家金交所。之后，民营资本包括P2P公司等也将手伸了过来，设立或控制了多家金交所，如明天系曾控制天安金交中心，雪松系曾控制大连金交所。巅峰时国内金交所数量一度接近80家。

如今回看，金交所的兴起和衰落与中国资管行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尤其随着当年私募理财、P2P的兴起，需要扩展业务范围赚钱的金交所和需要官方平台为产品背书的理财公司、P2P走到了一起。很快，金交所就成为非标理财市场上重要的交易平台和融资通道。期间不少金交所甚至自己下场发行理财产品，帮助背后的股东自融。之后，地产公司、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地方城投等非标市场上主要的几类融资主体，也把金交所作为融资增信手段，面向公众发行成百上千亿的不法理财产品。

随着通过金交所增信的各类理财产品越来越多，融资方、销售端和投资人等对这些产品有了统一的称呼——金交所产品。通常，金交所产品投资门槛在数十万到数百万间，年化固定收益畸高（大概7%—12%间），许多涉嫌自融，且理财销售向投资人推介时会额外强调金交所隐含的政府信用背书。在当时很多销售的嘴里和投资人的眼里，金交所产品甚至成了能稳赚不赔的“信仰”。

直到“大厦”崩塌。

过往多年，不少爆雷的地产公司、大型企业集团、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等各类融资主体通过金交所“增信”的产品规模巨大。冒充、模仿金交所的那些“伪金交所”参与的不法融资产品规模更甚。相关公司爆雷后，严重侵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融易新媒体消息，极大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与风险，有些至今仍未得到妥善处置，恶劣影响难以平息。

“猫鼠游戏”

在早期部分风险事件出现后，监管部门就已关注到金交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开始介入。

2020年是重要的转折点，当年及之后，有关部门督促各地连续开展了金交所专项整治、产权交易场所违规金融活动整治、“伪金交所”专项整治等一系列整治活动，不断压缩金交所数量，严禁金交所面向个人销售产品、跨区域展业等行为，严控金交所的增量风险，存量风险显著收敛。

但从发展过程看，某些金交所及背后的控制人同监管整治之间的“猫鼠游戏”始终不断。甚至在不少时候，由于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在这场“游戏”中监管虽不停追打，却防不胜防。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伪金交所”的出现及后来的一系列变种。

2020年监管部门对金交所开展了一轮专项整治，有效遏制了当时金交所为各类违规理财产品提供融资通道业务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