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金融强国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支柱

　　按照中央部署，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适合我国国情，以透明、稳定和可预期的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的长期努力中建设金融强国。当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需要切实增强推动金融领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理论思维和工作能力，坚持金融和国家一条心、制度与政策一股劲、开放与强国一盘棋的思想，充分利用和拓展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平台，更好地铸造金融强国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支柱，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金融强国的必由之路。从全球视角来看，四个主要方面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强国发展之路。一是对行为自由选择的制度安排，可以促使国家秩序得到充分演进；二是对资金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可以促使国家物质财富得到充分增长；三是对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可以促使国家创新发展得到充分延伸；四是对文化自由交融的制度安排，可以促使国家精神文明得到充分拓展。其中，鼓励和推动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以跨境资金流市场化引导配置全球性资源，进而促使一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国际化充分增长，无疑是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正是因为以上相关行为、资金、人才、文化自由的四类制度安排，决定了人类未来秩序、财富、创新、文明等发展方向，所以在不同国家之间开辟密切关联的高水平开放之路，显然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选项。在这种意义上讲，高水平开放不是要以自由化便利化打破国家固有的框架边界，而是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促使人类的未来持续向上向善发展。更为深入地考察，导致一个国家强大的原因，肯定不是其最终所拥有的秩序、财富、创新、文明等结果，而是行为、资金、人才、文化等促使其强大的制度型自由开放因素。

　　金融领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以资金跨境自由流动为纽带，融易新媒体消息，引导资源、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流转，并与当地生产要素结合实现一国强国梦的力量源泉。一件最终产品的全部价值不再完全由一个国家本土生产要素独自创造，而是多国以“优势要素”共同参与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今各国主要是以要素优势而不是产品优势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本质上属于以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为纽带的“要素分工”，实现金融领域的高水平开放显然是体现一国强国优势的前提条件。

　　要充分利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平台建设金融强国。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推动金融强国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2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充当着增强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试验田”“增长极”的重大使命任务。实际上，支持和服务中国市场主体利用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筹集和投放全球资金寻求人类未来发展目标中不断体现和提升自身市场价值；支持和服务中国市场主体带动世界“优势要素”共同构建国际经济新格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建设探索新途径和新方式；支持和服务中国市场主体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以高效配置境内境外两种资源，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成“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融合全球发展的功能区，中国已经为市场主体展现自身发展优势、不走资源掠夺之路、拓展全球发展新空间，规划设计了具有中国特色且功能相互联通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平台，体现了抢夺全球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强国特征。

　　加快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实现金融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柱。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明确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2009年4月国务院19号文第一次强调把上海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到2019年1月人民银行等八部门第一次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三十多年历程说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自始至终都是一项事关建设金融强国全局的国家战略。长期以来，主流金融理论主要强调国际金融中心对金融机构和资金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将综合型、专业型等不同层次金融中心构成相互合作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作为研究重点，功能整合与分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发展的关键词。深入考察分析，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手握美元推动马歇尔计划的美国，20多年持续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以及当今引领信息革命的美国，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这些国家之间的每一次迁移都在表明，哪个国家发现和挖掘了人类未来价值增长点并能够以此聚集和引导全球资源流量流向，哪个国家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发现和挖掘人类未来价值并能够以此集聚和引导资源流动，也可称之为具备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正是鉴于国际金融中心是人类发现未来价值并以此集聚和引导资源流动的策源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必须结合当前人类经济发展趋势，建成为未来智能世界合理定价、筹资兑现价值以及连续性交易不断重估价值的集中场所。目前，关键在于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条件下的金融市场开放，稳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不可兑换、部分可兑换、一般可兑换、可兑换”四个层级由低向高转换，在吸引国际投资者的同时，规避定价基准缺失下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