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桌吃饭 | 2024全球性别盘点

2024年3月，《经济学人》发布了《年轻男女为何渐行渐远？》一文，研究团体Glocalities在20个国家进行的民意侦查发现，年轻男女存在“政治观点的鸿沟”，融易新媒体消息，年轻男性比年轻女性更加保守，而且年轻男性比老年男性更反对女性主义，这与“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更自由开放”的流行观念相悖。Glocalities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各地的“极右势力正在从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那里找到沃土，这已经在影响选举”。而这确实影响到了2024美国大选。“史上最反堕胎的总统”特朗普与副手万斯共同嘲讽对手哈里斯和民主党支持者为“无孩爱猫女”。

上海健康医学院讲师李家兴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钱岳以一项涵盖3.5万人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可能对性别平等表示支持，但教育对男性的性别态度的作用却较为有限，《坠落的审判》北大对谈事件、“人大重阳”王宪举教授提问“如何让女人服服帖帖生孩子”等事件体现了这一点。普通男性也深受传统男性气概的困扰，这在《黑神话·悟空》辱女以及“嗲儿文学”的流行中亦有体现。

在今年，性别视角越来越多作为一种批评角度出现。9月，把南丁格尔塑造为男性的电视剧《楠丁格尔先生》掀起讨论热潮，年底“老登文学”一词得到广泛传播，直指男性本位的文艺创作。除了批判，更有实践。既有更多女性脱口秀演员“上桌吃饭”，也有女性导演邵艺辉通过《好东西》做出“我们不要玩他们的游戏了”的表态。

与此同时，女性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辩论——如果家庭妇女的道路难以在当下获得尊重，那么“利用”男人以成就自我的“捞女”路线行得通吗？如果无法突破种种限制实现自我，女性是否拥有“向下的自由”？爱丽丝·门罗这样的女性如果成为父权制的帮凶，我们是否应该抵制她的作品？这些讨论热情而激烈，有些时候通往理解与共情，有时也可能走向误解和审判。 

关键词：瑞士卷事件、家庭分工、曲曲大女人、“捞女”、爱丽丝·门罗、麦琳

 “瑞士卷”事件起源于一位全职妈妈分享的家庭生活片段：一盒8个瑞士卷，女儿吃了2个，儿子吃了2个，丈夫吃了2个，博主认为剩下2个该自己吃，却遭丈夫教训，理由是家长应多以身作则，多吃正餐、少吃零食。如果妈妈吃了，孩子就没得吃了。一部分网友借此向丈夫提出了“如果家里买瑞士卷该怎么分配”的问题，纷纷在网络上晒出“满分答卷”，另一部分人则开始讽刺“瑞士卷成了新的娇妻文学”，质问这些妻子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决定，而要由男性决定食物分配。

心理专栏作家武志红将问题归咎于家庭主妇个人，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全职妈妈“自我客体化”，“当一个人在心底里总把自己视为配角，那将会永远活得畏畏缩缩。”《南风窗》评论称，瑞士卷事件折射出了家庭主妇的弱势地位：“家庭主妇一般意味着权力关系里的弱势者，意味着某种遭动和顺势。”

为何家庭主妇会成为“弱势者”？受“丈夫喂养自己”的观念束缚，很多主妇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功劳。实际上，家务劳动也是劳动，是经济学上的“无偿劳动”。《看不见的女人》一书指出，家庭主妇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77小时，几乎是标准工作时间的两倍，最忙碌的家庭主妇一周工作时间达到105小时。在考虑“在家带孩子”的价值时，全职太太的付出并不能用普通家政工人的工作量来衡量，在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李洁看来，“全职太太”或“全职主妇”的称谓暗含了女性对自己所从事的再生产劳动的一种认可。这种再生产劳动远不止是体力和情感劳动，还涉及认知劳动，包括时间规划等，实际上是一种很复杂的、全方位的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并无高下之分。而再生产劳动不是女性的专属，本应该由所有人共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