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厂》到郭有才，关于县城的想象 | 编辑部聊天室(3)

我非常不能够理解这样的鄙视链，因为其实是农村人喂饱了县城的人，如果没有农村人，县城人都得饿死，也是县城给大城市提供了人力资源，如果没有县城持续的人才输血，大城市是不可能发展这么好的。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梦寐以求看到一个先进的国际化大都市，但是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跟贫民窟是在一起的，而这里的贫民窟的处境并没有比县城的处境好，后来我到北京也是这种感觉。

董子琪：“时间感”也体现在我们要讨论的MV、歌曲和小说中。不仅是先进和落后的对比这么简单，《工厂》MV给人的感觉不是原始的、落后的，而是遭污染的、肮脏的、丑陋的。

潘文捷：干净和先进落后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县城给人一种现代化过程中混乱与遭淘汰的感觉。其实，“双手干净是一种巨大的特权”，所以，现代化过程中遭淘汰的产业都去了哪里，这个问题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值得思考。

我家在县城，家对面原来是纺织厂，很多废水排到我们家面前的那条河。直到过了一阵子，我妈妈告诉我一个“喜讯”，为了建设干净的长江三角洲，工厂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家门前那条河就干净了。我不知道那个工厂转移到哪里去了，但是它不可能消失，这个产业肯定还要继续存在，它肯定转移到了更不发达或者更加需要这个产业的地方去了。产业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向来是从先进的地方到落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干净”的感觉跟先进落后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徐鲁青：说到干净，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人生第一次到江浙沪县城的时候。我老家的县城主干道两旁基本上就是菜市场，大家提着自己种的菜、家养的生鲜到路边卖，鸡和鸭遭关在笼子里，抓出来的时候扑腾得羽毛都飞出来。边上基本都是基建施工，都是灰。我第一次去常熟时，发现他们有沿河的步道，空气也非常好，路边的绿植是没有灰的。哇，真的是一个有钱的地方才会这么干净。

林子人：近年来县城叙事/美学的崛起，反映的是人们对长期以来在舆论场和主流价值观占据统摄地位的发达-落后二分法的祛魅和幻灭。进步主义叙事告诉我们，只要你够努力，你就能离开边缘进入中心，你现在在边缘被遇的一切问题都将因此得到解决。但当进步主义叙事破灭，我们更加看清的是，发达-落后二分法的本质是通过将财富、人力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利用地区性差异来获取巨额利益，而这种利益并没有惠及全社会的人。在了解这一点后，我对所谓的城市中的三六九等、任何地图炮言论都深恶痛绝。

董子琪：回应到文捷之前说的，县城在时间上、经济上可能都比较落后，所以它反而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慰藉，仿佛是一个大家想回去就可以回去的地方。很多报道都是以此为题材，包括南风窗《人在县城，逃不过的命》，还有之前《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的县城贵妇。这好像是一种置换：我在小县城置换到了更大的空间和更为优渥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在大城市只是一个PPT女工，但是在县城，我就可以过上在大城市想要的生活。

潘文捷：我外公之前在上海工作，后来觉得拿着上海的退休金可以在家里活得挺舒服，就回到老家养老了。他好像就是所谓的“县城贵妇”。我之前看到一些关于县城文学的短视频，背景音乐基本上都是“走不出，看不破”，好像大家都说县城是“走不出”的，但其实我觉得县城也是“回不去”的。如果回到县城，很多人在大城市的生活是一定会遭指指点点的。你的圈子非常固定，所以但凡你有一点格格不入，那么很可能就要遭闲言碎语淹没。

县城的文化生活确实是一个问题。像我们是传媒行业，可以去电视台或者家乡的报纸，但是县城的报纸内容是非常受限的，自主操作的空间很少。我们那里也有本地作家，但凤毛麟角。

董子琪：我记得你以前转给我一个乡镇作协的视频，吐槽的是即使再小的地方它都能自成一个王国。例如在体制内遭视为末端的基层协会，它也会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矩。

潘文捷：我记得他说他挤进了地方的作协，每次有外地贵宾来，他们都要设宴款待，特别是有像上海、北京这样大城市来的作家，他们就觉得一定能听到或学到一些东西，结果大失所望。哪怕一个人的能力很强，县城人就是会对大城市人有滤镜，好像是地方边缘人和主流中心人的区别，其实双方的真正品质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只是位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