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林：关键矿产仍是有色行业首要问题，“内卷化”向新能源铜箔等领域扩张

　　中资企业正逐步成为推动世界有色金属资源开发的重要力量。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五矿产业金融论坛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中国铝业集团原董事长葛红林如是提到。

　　他提到一组数据：截至2023年，中国企业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70多个项目，骨干中资企业拥有海外资产超过9500亿元，销售收入超过7600亿元，员工也已接近10万名。

　　实际上，有色金属领域内的大型上市企业披露的一些内容也反映了这一点。

　　紫金矿业(601899.SH/2899.HK)在2023年年度报告就提到，公司从2020年以来矿产品年均复合增速铜约30%、金超15%，为全球15家顶级矿业中唯一连续三年铜矿实际产量达成产量指引的公司，为头部矿企中矿产铜、金产量增长最快的企业之一。

　　另一家海外布局抢眼的矿企洛阳钼业(SH.603993/HK.03993)也在2024年中期报告中指出，公司今年上半年铜钴产量实现倍增，是上半年全球贡献铜产能增量最大的矿企，同时继续位列全球第一大钴生产商。

　　然而，纵观有色金属行业，葛红林认为当下仍面临多重变局和挑战，其中包括矿产资源安全稳定问题等。他同时以亲身经历整个改革过程的电解铝产业为例呼吁，在当下既要发展行业新质生产力，又要加快行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行业产能的“自律”。

　　资源开发重心向海外移动，关键矿产全球关注度不断上升

　　葛红林谈到，目前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有着多重变局。

　　变局之一在于产业发展重心的变化，“首先是资源的开发重心呈现向海外移动的变化。”除上述提到的一组数据之外，行业内的统计数据还显示，铜、铝、镍、钴等矿产海外资源的权益储量和产量均已超过国内。

　　同时，中企在海外的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宽，“中国铜加工材海外产能已经达到120万吨，约占我国铜资源进口总量的10%。”近两年新能源领域同样显示出，电池产业也在加速全球布局。

　　不过，葛红林提醒，随着中国对有色金属矿产资源需求规模的不断扩大，矿产资源如何安全、足量、稳定供应依旧是困扰行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其援引数据指出，2023年我国进口有色金属矿产品实物量超过2亿吨，有色金属行业总体“外采比”达到58%。而22种有色金属矿产中，有18种依赖进口，12种矿产进口占比超过50%。在传统大宗金属中，近10年铜矿、铝土矿等大宗矿产进口量均翻了一番；而镍、钴、锂等新能源矿产进口比例更大。

　　在资源端开发之外，葛红林还表示，产业发展重心的变化还呈现出向材料领域转移的变化。绿色能源、储能、电动化、轻量化、人工智能、算力等都需要有色材料做支撑，这些领域均是有色产业未来关注和发展的焦点。

　　同时，融易新媒体消息，有色金属行业的发展模式也显示出变局。葛红林提到，近年来，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划部署，在地方政府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呈现集群化、集中化、全链条式发展格局的变化。”

　　其中包括江西鹰潭、安徽铜陵、湖北大冶、甘肃金川、福建龙岩等铜产业集群；山东滨州和聊城、内蒙古包头和霍林郭勒、广东佛山、山东龙口和临朐、河南巩义等全产业链一体化铝产业集群；江西赣州、湖南株洲、福建厦门、四川成渝钨产业集群以及河南安阳铅锌再生循环利用产业集群等。

　　值得关注的是，在有色金属领域，关键资源和技术成为国际博弈的焦点问题。尤其是近一两年，相关国家对关键矿产、关键技术、关键装备的控制都在不断增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影响在不断加大。”葛红林强调。

　　此前的2022年11月10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关键矿产资源政策跟踪》显示，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包含关键矿产资源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已实施近200项政策和法规，而其中100多项是在过去几年颁布。IEA在去年发布的《关键矿产市场评估2023》报告也提到，许多干预措施对贸易和投资产生影响，有些还包括限制出口。自2009年以来，全球对关键原材料出口限制的政策数量增加了5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4月26日，联合国宣布成立“能源转型关键矿物小组”。该小组汇集了各国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旨在制定一套共同的自愿性原则，以保护环境和社会标准，从而确保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实现公正。

　　“这更是凸显了‘关键矿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关注程度不断上升。”葛红林强调，未来对中国矿业或海外投资而言，尤其是“关键矿产”相关对外投资合作领域系统性风险在不断上升，“识别风险、应对风险，逐渐成为中企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新能源铜箔材料投资过热，“内卷化”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