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林扬和4位股东合伙在四川某乡镇开了家影院,结果年底遇上疫情,只得靠打零工维持生活。7月16日这天,他按往常时间下班,只是走前告诉老板:我辞职了。
林扬没有回家,他直奔自己的电影院,一口气把门口贴着的停业公告铲了个干净。
王一帆则激动到忘了吃晚饭。
7月16日收到复工公告后,广东佛山某连锁电影院经理王一帆立刻告知8位工作人员,晚饭后去影院开会讨论复工事宜。“大伙很兴奋,我五点半打的电话,6点10分大家都回来了。”
会一开,融易资讯网(www.ironge.com.cn),王一帆激动不起来了。他所在的影院共五个影厅533个座位,近半年一直处于停业状态,“靠我们现在的8个人,搞卫生就要搞3天,再加上设备维护和调试,这几天都要加班”。
开会的原本应该是30人,疫情至今,只留下8人在岗。王一帆很快意识到,人手不够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账是这么算的:售票处及食品销售窗口暂停,能省下5―6个人手,排片时间减半,也能够省下放映员的人手安排。但更加严格的卫生要求,导致保洁人员的素质要求和工作强度明显加大。“复工的人员缺口,起码有5―6个人。”
铲干净停业公告的林扬坐进自己的电影院,心情也渐渐从激动转为低落。
停业时,他每隔2―3天就去一趟影院做保养。偌大的影厅里,经常只有他一人坐着发呆,那时候想的是什么时候复工,现在想的是怎么应付支出。“只要一复工,各种费用马上就来了,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停业期间,林扬的电影院累计欠下房租近18万元,水电费6000元,还有部分员工的工资尚未结清。
“停业期间,我连做梦都是影院重新开张,但真到了这一天,压力反而大起来了。”佛山一家私人电影院老板于金平说。
7月17日,于金平的电影院已经完成隔离座位的相关安排,但坐在空无一人的放映厅里,他仍在考虑是否要重开影院。
由于启动条件相对苛刻,一些电影院面临亏损风险。“虽说复映影片的票房大部分给了影院,片方分账的比例有限,但复映影片的票价可能只有10元左右,不可能达到正常30多元的票价。”在于金平看来,小型私人影院本身的生存空间就比连锁影院小,再加上停业半年的资金压力,“这样的票房流水,对应只能开一半的场次和30%的上座率,可能只够覆盖我的水电铺租成本。”
复工前,于金平每个月的亏损主要来自租金水电以及设备的维护成本,“员工基本上都已经辞退了,就靠家里人帮忙给设备充一下电,我自己每天都回来这里搞一下卫生,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力成本支出”。
如果影院重启,于金平至少需要聘请10名员工,意味着每月支出要增加5万―6万元。“原来每个月可能亏个3万―4万元,复工后倒要亏个5万―6万元了。”
7月20日这天,于金平的影院没有开张。
电影是什么?
“我们被疫情压抑得太久。来看电影,是想证明我们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金睿天甲影业副董事长莫争如此总结影院复工的第一天。
“艰难对行业来说是共同的艰难,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毒舌电影联合创始人兼主编陈植雄反问,“这次停摆让每个电影人反思,电影对你来说究竟是什么? ”
电影究竟是什么?
电影是罗罔极重启人生的支点。2018年,因为一篇《邪不压正》的影评,他被邀请进姜文的饭局。在朋友圈里,他记录了姜文给自己抬轮椅的细节。电影为罗罔极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成立了工作室,买了新房,甚至开始征婚。
对罗罔极和东仔来说,电影记录人生也改变人生;对林扬、王一帆和于金平来说,电影是一份安身立命的事业;而对于一个时代来说,电影是人类共同的回忆。
2020年前三个月,全国注销的影院类企业共2000余家;但另一方面,4—6月,全国新注册的影视公司同样破历史纪录。
截至7月15日,天眼查显示,我国今年上半年新增企业名称或者经营范围含“影院、剧院、剧场、电影放映、演出”的企业超过4.7万家,其中4月和5月新增相关企业数量均过万家。
作为老电影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荣誉会长赵军见证了中国电影业40年间的成长。
赵军指出,其实早在疫情前,电影市场就已出现单张银幕、单家影院收入下降的趋势,暴露出电影院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他认为,复工后,中国影院的发展方向将出现分化:“一些往社交型影城方向发展,出现‘生活馆’模式,开展各种流量导入;另外一些影院在竞争中将越来越窘迫,慢慢走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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