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伞的孩子，不是灰色的

　　从教17年 学生超3000人 书写56个贫困生的成长轨迹 艾苓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出版

　　那些没伞的孩子，不是灰色的

　　“绥化学院在哪儿？”这是大多数绥化学院毕业生找工作时常常面对的问题。

　　曾在这所学校任教的一位老师会这样回答：“它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城区西部，是当地唯一的一所高校，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神经末梢。”这位老师就是张爱玲，笔名艾苓，曾在绥化学院从教17年，专教写作课。她于今年夏季退休，在此之前，完成了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追踪了56个孩子的成长轨迹，书写他们经历过的贫困生活。  

　　为什么关注贫困生群体？艾苓曾在一次演讲中给出了一组数据：绥化学院的贫困生曾占40%左右；她接触过的学生超3000人，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50%左右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到现在为止，绥化学院还没有出现所谓的杰出校友，既没有高官，也没有富豪。他们绝大多数从基层来，又回到基层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做普通人的工作。”

　　2017年，艾苓在网上发出“贫困生调查问卷”，开始对身边的“苦孩子们”逐一访谈，走进他们的世界。5年后，艾苓再次回访这些从绥化学院毕业的贫困生，并以第一人称口述的写作形式，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我是贫困生，但我的心里不贫困”“身高以外的东西都可以改变”“我一定不负众望”……

　　艾苓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她走近那些孩子之后，才打破自己的设想，他们的世界并不只有单一的灰色，而是丰富多彩的。

　　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这一群体特别需要被了解”

　　这不是艾苓第一次写她的学生。2016年，她的新书《咱们学生》出版，该书基于教学日记，主要书写学生的校内生活。在写作过程中，艾苓与自己爱人不断地讨论着书的内容。

　　“你写绥化学院的学生故事，没有贫困生这一章，那是不完整的，一定要把他们作为一部分纳入进来。”曾经也是贫困生的爱人说。“尽管生活中接触过一些贫困生，但我缺少对整体情况的了解，不敢随意说话。”艾苓解释。“你可以做一个微调查，列出一些简单问题，再将回收来的信息梳理一下，就会有大概的了解。”爱人建议道。

　　艾苓听后，立刻行动，分别在朋友圈和微博发布问卷，针对两种学生进行微调查，一是拿过助学金的同学，二是其他同学，每部分只有简单的三个问题。“结果我拿到的信息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所以决定不把他们放进《咱们学生》，要让他们的故事独立成书。”

　　不过，艾苓的爱人仍没有放弃关于苦孩子的话题。同年中秋，艾苓正在准备一篇演讲稿，还是讲述“咱们学生”的故事，只不过未确定演讲主题。她的爱人说：“用‘没伞的孩子’做标题，从这一角度去讲孩子们吧。其实，你和我曾经都是没伞的孩子。”

　　在那场演讲中，艾苓诉说了几位苦孩子的人生故事。她对观众说：“我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学生故事，他们都是‘没伞的孩子’，下雨的时候，他们肯定要比别人跑得更快才行。”那场演讲之后很久，艾苓发现她的爱人还会点开演讲视频，观看数次仍会落泪。艾苓认为，“没伞的孩子”戳中了他的痛点。

　　2017年1月，艾苓再次行动，开启更为详细的调查。她在《贫困生调查说明》里写道：“去年曾在网上做过微调查，发现贫困生问题复杂，简单的问卷远远不够，只有面对面访谈和实地调查，才能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东西。”说明中清楚标明，调查对象为绥化学院在校贫困生、2000年以后毕业的校友、其他自愿受访者；调查方式为访谈或家访。

　　访谈邀请一经发出，便有学生联系艾苓，想要讲述自己的经历，还有人在微博上留言说：“我们这一群体特别需要被了解，因为从没有人想了解我们，除了评选贫困生时会关注我们，其他时候都快把我们给遗忘了。”

　　艾苓回收了三百余份答卷，答卷人有在校生，有外地毕业生，还有学生将比自己更困难的贫困生介绍给艾苓。不过，回收的2000年以后的毕业校友的问卷数量较少，还需要靠艾苓在实地采访时，与他们详谈。尽管如此，艾苓仍然坚持要采访足够数量的2000年以后的毕业校友，在她看来，他们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是大学扩招，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包分配制度取消，这两个政策对家境困难的学生影响很大，有两面性影响。一方面扩招会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上大学，把握住改变命运的契机，另一方面在就业时会经常碰壁，尤其对于绥化学院这样鲜有人知的二本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