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预嘱首次入法，“尊严死”还需更多观念基础|荔枝时评

　　（作者朱昌俊，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媒体评论员；本文系荔枝新闻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中在“临终决定权”上做出了大胆突破，规定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

　　生前预嘱首次被法律的形式确认，尽管只是一座城市的地方立法，也依然具有较强的示范价值和突破意义。它意味着，尊重患者的临终抢救意愿，不再只是停留在讨论和呼吁的层面，而是具有了法律效力。

　　在现实中，患者进入临终期，尤其是到了无法清晰表达个人意愿的阶段，到底还要不要抢救，以及抢救到何种程度，往往令家属和医护人员都犯难。它既面临亲情伦理层面的审视，也涉及救治责任风险等问题。于是，融易新媒体，最常见的结果往往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医院尊重家属的意愿抢救病人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典型如以插管方式来延续患者的生命。但这种看似对生命负责的做法，却忽视了患者的生命质量和临终尊严，也实际增加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生前预嘱入法后，意味着这种“妥协”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化解。

　　地方立法确实是一种进步，但真正让患者的“临终决定权”得到足够尊重，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生前预嘱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尊重患者生前预嘱，主要是发生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但在现实中，对于“不可治愈”的理解，可能在患者、患者家属和医护看来并不一致，这或许会涉及医患信任。再比如，即便在立法的地方，患者的生前预嘱在理论上有了法律保障，但当家属与患者的意见不一致时，医生到底该听谁的，恐怕仍面临着种种现实纠葛。事实上，前些年就有医院开始试行“生前预嘱”，最终因种种原因而搁浅。

　　让生前预嘱真正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和推广，要建立在整个社会对于“尊严死”观念有足够认同的基础之上。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在我们的社会语境下，谈论死亡是一种忌讳，被视为有悖于传统的亲情孝道伦理。要让生前预嘱成为一种普遍选择，首先应跨越这道观念的鸿沟。生前预嘱在地方立法，是“尊严死”观念得到一定程度认同的体现，是观念进步的体现。乐观预计，生前预嘱在地方立法层面的突破，将带动更多人以更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尊严死”，聆听临终患者的心声。

　　推动构建关切患者临终意愿和生活质量的社会体系，仍有较长的路要走。我们可以鼓励公益组织、志愿者等群体加强相关理念的传播和推广。同时，医院方面也应该更加重视与病患及其家属的沟通，科学推介生前预嘱、安宁疗护等做法。努力和尝试，是为了让他们掌控自己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以最接近自然的状态有尊严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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