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富网红”遭封禁：一场对不良价值观的宣战(2)

何伟则介绍，“炫富网红”流量变现的逻辑除了直播带货，比较典型的还有“知识付费”，融易新媒体消息，比如“卖课”“私董会”等形式，“如果要做‘私董会’，那么网红首先得证明自己的‘成功’，有能赚很多钱的能力，‘炫富’自然就是其中‘应有之义’了。”

“交个朋友”公关副总裁吴加录观察到，近年来，国内一些MCN机构曾尝试打造一批“展示有钱人生活”人设的主播，但效果大多不尽人意。“比如去租一些豪车、奢侈品包包，展示他们住顶级的酒店，或者演绎 ‘富二代去工地体验搬砖’等极具反差的剧情，以此博取更多流量。”吴加录表示，有很多消费者已逐步认清“炫富网红”的身份是刻意打造的，会持怀疑态度。此外，炫富行为本身或者推广的商品内容等大多存在虚假行为，会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在短视频直播行业激烈的竞争中，各种乱象由来已久，但太‘短视’注定只能昙花一现。”

对不良价值观的“宣战”

“炫富网红”集体遭封禁后，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社交媒体上人人叫好，也引发出更多思考——为什么这些网红得以成为百万人追捧的对象？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变迁？

“过度娱乐化的内容，很可能会导致受众的价值观走向价值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不良倾向。”李小曼解释道，“比如一个歌手，我们不从唱功去评价，而是从性别、颜值去评价，这就缺失了普遍、客观的价值判断标准，同时也是对歌手既有价值的否定和怀疑。”

李小曼分析，王红权星、鲍鱼家姐、柏公子等人的“网络炫富”行为，满足了许多网友的窥私欲和对精神刺激需求，而在算法的推动下，受众将遭推送到更多相关内容，进而强化了“炫富”内容与流量的关联度。

因此，当人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网络炫富”，他们很可能会产生比较心理，甚至将物质财富和地位视为个人成功的唯一标准，将追求物质享受和奢侈消费视为生活的最高目标，进而可能影响到日常的消费行为。

基于此，网民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自己主动筛选信息的能力很重要，“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每个网民进行教育，每个人的媒介素养只有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去适应才能提高。”李小曼说。

对于内容创作者和MCN机构而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刻不容缓。作为扎根于杭州科创高地滨江区的直播电商企业，“交个朋友”认为“炫富”不如“炫技”，比如可以去“炫耀”国家的大国重器、新质生产力。吴加录对此建议，直播间可以借“直播电商+科普”的模式，向广大消费者展现更多“遥遥领先”的科技产品和背后的技术，让广大消费者进一步加深对我国新质生产力企业以及产品的了解与认知，以提升消费者对国货的认同感、自豪感。

而要彻底解决“炫富网红”这类问题，源头还在于互联网内容生态的治理。“我们封禁这些账号，就是要起到示范作用，明确平台的责任，让内容生产者对‘好内容’和‘不好的内容’有清晰的认识并确定到行动上。”李小曼表示，从出台和完善相关政策、封禁违规内容到健全网络生态体系，内容治理是一个逐步扩大影响的过程，“我们要让这样的流量内容越来越少，并且不再会出现这样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