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野猪成了生态公害

　　撞停列车、强闯店铺、伤人毁物……近段时间，“狂飙”的野猪引发广泛关注。数据显示，当前，我国28省有野猪分布，数量约200万头，且很多省份数量过高，其中致害省份达26个。

　　回溯历史，1989年，我国第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时，野猪在一些地方已经局部灭绝。2000年，我国将野猪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也就是“三有”名录。这些年，我国生态环境日益向好，该物种自身繁殖能力、适应能力又强，加上缺乏天敌制衡，其繁衍空间迅速扩容，种群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于是到了2023年6月，新调整的“三有”名录便将野猪移出。

　　生态保护的正面效应令人欣慰，但新的困扰必须正视。线上线下，随着人们呼吁“管管野猪”的声音愈发强烈，各地也陆续采取了相关行动。有张榜成立狩猎队，组织专业队伍进行有序猎杀的；有探索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农民安装防护设施的。日前，多部门还共同发布了《野猪等陆生野生动物致害防控工作方案》，更有效的制度落地对治理“野猪之害”大有裨益。

　　“野猪来了，该怎么办”？审视这波舆情，其热度居高不下，也在于公众有不少困惑。野猪毕竟不同于野兔等，融易新媒体消息，它们体形较大、性格凶猛，一旦频频侵入人类活动区域，危险系数不容小觑。对此，相关部门和媒体需要多做一些科普，比如某地就曾编制过偶遇野猪应对指南，详尽介绍注意事项，提醒市民自我保护。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多一些法规提醒。比如，野猪被移出“三有”名录后，是否就能随意猎杀？是否仍在当地的“地方重点保护名录”中？做好多维度工作，才能让大家心里有底。

　　事实上，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并不是新鲜事。从中世纪欧洲的狼群，到同样漫游美国的野猪，每一次的“侵扰”，都是对生态管理调整的一种提醒，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到底，保护野生动物，是为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当它们因种种因素发生变化，微妙平衡不再存在，那么人类社会就当重新调整政策法规，实现一种新的平衡。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一直积极作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维护科研需要、有利于社会发展等原则。把握生态发展变迁，考虑经济社会影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出的正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