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面 | 醉驾案件量因何大降？(2)

“按照刑法关于醉驾的现有规定，只要达到入罪标准，公安机关一定要立案，检察机关一定要起诉，法院一定要判刑，这和《意见》基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相对多元化、柔和化的处理显然是矛盾的。同时，刑法总则关于情节显著轻微的有关规定，与刑法分则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有关规定在有机衔接上存在一定缺陷，给法律适用造成了一定困扰，这也是为什么出台司法解释的原因。”张忠说。

齐奋表示，当前醉驾治理，以刑罚代替了行政处罚，值得商榷。醉驾案件的社会治理应当在行政处罚前置的情况下，再动用刑罚手段可能更为适宜。毕竟，醉驾案件遭告人并不是穷凶极恶，一般达不到必须要以刑罚处置的程度。

202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李睿懿在《中国应用法学》发布《醉酒危险驾驶的治罪与治理》一文指出，醉驾比饮酒后驾驶危害更严重，对未遭追究刑事责任、免予刑事处罚的醉驾者，理应处以比酒驾者更重的行政处罚，再次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醉驾者的处罚，增加拘留和罚款的规定，对形成行刑衔接更加顺畅、梯次递进的醉驾治理模式，融易新媒体消息，十分必要。

李睿懿认为，治理醉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谋划推进，更要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张忠也指出，目前醉驾治理主要是实践中执行层面仍面临诸多难点，比如犯罪记录封存、社区矫正、刑事司法和行政司法的衔接等等宏观性综合治理方面，尚有待完善和细化政策体系。

当前，我国进入轻罪时代已成为官方和法律界共识。202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不到55%，到最近几年稳定保持在85%以上。

齐奋认为，醉驾案件社会危害性相较于其他刑事案件属于轻微犯罪，不宜打击面过大。在轻罪治理时代，醉驾新规施行后实刑率提升，说明出现了刑罚严厉的倾向。社会主义法治应当坚持既要惩治犯罪，更要“治病救人”，适当放宽缓刑适用范围，也有利于醉驾案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以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他表示，大量醉驾案件遭告人成为有犯罪记录人员，实际上造成了“轻罪不轻“的实际后果。为了解决犯罪附随后果困境，可以试点犯罪记录封存（前科消灭）制度，同时，将醉驾犯罪记录不再作为是否开除公职，不再作为能否继续从事相关职业的评价条件，应从根本上减少犯罪记录带来的负面影响，给相关醉驾人员改过自新的机会。

徐嘉欣表示，醉驾新规在现有刑罚体系的框架下成功实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对其他轻罪的处置具有借鉴意义。但是，醉驾新规也只能从个罪的角度、从实体的角度缓解一部分犯罪附随效果过重的压力。未来要建立健全轻罪治理机制，建立起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需要的远不止一部司法解释，程序上、实体上仍然需要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