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姐姐”身份迷思，每一次“做自己”都该被鼓励|荔枝时评

　　（作者张丰，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本文系荔枝新闻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3月23日，一个在杭州打工的20岁云南女孩小刘因为生活压力太大跳河自杀，幸运的是，她被民警及时救出，在民警的劝说下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被舅舅领回家。

　　这个“新闻”在两周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融易新媒体，因为人们了解到，小刘父母早就离异，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生活重担全部都压在她一个人的肩膀”，这也是她不堪重负的原因。

　　这让人想起正在热映的电影《我的姐姐》。在这部电影中，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安然，被不公的命运纠缠。父母重男轻女，为了要一个男孩，谎报她身有残疾，“是个瘸子”，才获得了再次生育的机会。安然一直努力，最终到北京读研究生，就是为了摆脱自己的父母，眼看着她的“独立”就要成功了，父母却遇车祸身亡，于是她陷入了应该为自己考虑还是抚养弟弟的挣扎。

　　在一些人看来，这个来自云南的小刘姑娘，依稀就是一个现实版的“姐姐”。

　　电影中，“父母双亡”的叙事设置是为了制造戏剧冲突，把主人公逼入绝境，但是，发生在小刘身上的故事，证明电影情节确实来源于现实：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姐姐”，承受着较重的责任。

　　所谓“长姐如母”。出于天性和本能，女孩子多半会对弟弟照顾有加。就亲情和责任感而言，姐姐在关照比自己年龄小的同辈人上，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姐姐”是一个称呼，发出这个称呼的是自己的弟弟或妹妹，这说明“姐姐”天然是处于被动地位的。电影《我的姐姐》中，尽管主人公有着让人钦佩的独立精神，但叙事视角仍然是“弟弟”，这也是姐姐在本片中身份地位的一种写照和隐喻。

　　相比于“妻子”“母亲”等社会化身份，“姐姐”的身份更为复杂。这不是她们能自己决定的，父母生弟弟的时候也几乎不会和她们商量；而在相处的过程中，社会往往又会把亲情和道德责任捆绑在一起，让“反抗弟弟”变得艰难；有时候，“姐姐”这种身份还有某种迷惑性，它尊崇你为“强者”，让你“照顾弱者”，但是在权利结构上，又让你处在弱者地位。

　　在这则新闻里，为了抚养家里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作为姐姐的小刘付出过极为艰辛的努力。对现实中像小刘这样的姐姐，我们都要多加理解和鼓励，在她们奔向独立的过程中，不要指责她们“自私”，而是要想法创造出更多“做自己”的环境。如果“小刘们”挣得钱多留给自己一些，无论如何都是应该鼓励的。

　　这样的电影和新闻能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多少说明在都市文化占主导的今天，一种更有利于姐姐的新文化已经开始有了影响力。实际上，不光是“姐姐”，“母亲”“妻子”这样的身份也一样，都需要破除某种观念的桎梏。当一个女性因为这样的身份焦虑而怀疑自己自私的时候，其实可能正是她独立的开始。

　　这并非孤立现实中的“姐姐”回家去揍弟弟一顿，而是相反：在能够做自己的时候，一个“姐姐”才能真正爱弟弟。姐姐和弟弟都是独立的个人，长大后的关系也会更加融洽，亲情也才能更加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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